摘要
1928年2月，為與舊治統“劃清界限”，蔡元培執掌的大學院以春秋祀孔舊典與“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本黨主義大相悖謬”為由，赫然將其廢止，一時間輿論嘩然，舊紳、學界以及地方軍、政勢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為紓解困境，“國府”會議將祀孔舊典變通為孔子誕辰紀念，并強調“無庸規定儀式”，然而這一變通，特別是嗣后將紀念日期直接套用新歷的做法依然難以獲得一些守舊派的認可，全國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現出新、舊雜糅的混亂樣態。1934年6月，在民族危機日益加劇的語境下，為借助傳統資源形塑和加強“黨國”的統治權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將孔子誕辰紀念升格為帶有濃厚黨化色彩的“國定紀念日”，但從當時的社會輿情看，這一措置依舊效果不彰。1928—1934年國家祀孔傳統斷裂、變容與再造的時代境遇，不僅展現了社會轉型過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勢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從問題上博弈互動的復雜圖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時國民黨所確立的文化權力秩序由革新轉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時代轉型之際當權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變革之象征性表達來“建構認同”的程度與限度。
春秋祀孔舊典，作為國家祭典及制度化儒學建制的組成部分，在漢代以來的國家政治、文化場域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步入近代，特別是入民國后，伴隨著制度化儒家的解體和孔子學說地位的急劇跌落，該舊典則日漸受到冷遇。迨至1928年2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赫然將其明令廢止，但頗具有戲劇性的是，同年底又將祀孔舊典變通為“只演事跡、不事儀式”的孔子誕辰紀念，而到1934年6月7日，則又驟然將其升格為“國定紀念日”。在中國近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祀孔的歷史上，1928—1934年國家祀孔典制的變動之大可謂前所未有，它不僅是后人觀察近世以來這一文化傳統斷裂與延續的重要視點，而且也為我們當下如何對待祭孔大典，或其表征的崇敬孔子及其思想學說的象征性符碼提供了一個歷史的鑒借和參照。但檢視已有研究成果，尚存在諸多不足，舉其要者有三：一是已有研究側重于梳理1934年孔子誕辰紀念場域的相關情況，而從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脈絡中對其進行探討的研究則并不多見；二是由于使用資料所限，加之相關文獻過于雜亂，祀孔典制變革中的一些問題未有厘清，甚至出現一些史實性的錯誤；三是批評與否定的成分較多，客觀理性的審視較少，由此難以總結出規律性的經驗和教訓。有鑒于此，筆者擬運用臺北“國史館”、孔子博物館珍藏的相關史料，以及其他相關文獻資料，本著略人所詳、詳人所略的原則，對1928—1934年國家祀孔傳統變革的來龍去脈進行考察，著重縷析孔子祀典斷裂、變容與再造的具象，以及時人的認知與反應，并在此基礎上對其成敗得失作出客觀分析與評價。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春秋祀孔舊典廢止：1928年初國家祀孔傳統的斷裂
春秋祀孔舊典，系由歷朝歷代帝王所推崇和主導的國家性禮儀活動，于每年仲春（陰歷二月）、仲秋（陰歷八月）的上旬丁日舉行，即所謂“上丁祭孔”，亦稱“丁祭”，是表達君主權力正當性、統合政治與學術以及社會民心的重要儀式性工具之一。所謂“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即是祀孔所承載之政治文化意涵的真實寫照。從歷史的縱深看，作為一項國家禮制，春秋祀孔舊典創制于西漢，展于魏晉，盛于隋唐，明清時期一度被奉為“國之大典”，迨至清末新政期間，春秋祀孔的禮儀還從“中祀”升格為等同于祭祀天地與宗廟的“大祀”。于此，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大祀”抑或“中祀”，祀孔之主祭甚至與祭人員參與祭祀時均需事先齋戒一日或三日，以表誠敬；祭祀地點一律選在孔廟；祭祀供品設太牢，俸三牲；整個儀式活動一般分為迎神、初獻、亞獻、終獻、撤饌、送神六個步驟，此間，主祭者要敬讀事先擬好的祭文，祭文內容則大都是表達對孔子思想中等級制度和人倫秩序的體認與支持。
民國以降，在民主、共和的口號不容置喙和一切舊有的文化、制度均被賦予“原罪”的語境下，被視作“封建遺制”的春秋祀孔舊典一度陷于停廢狀態。不過，袁世凱很快竊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并最終上演了一場與時代潮流相悖的復辟鬧劇。在此過程中，春秋祀孔舊典在爭議聲中得以重新規復，并一直相沿至整個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從嚴格意義上說，除卻袁世凱復辟帝制之前的天壇祭孔之外，此一時期的國家祀孔典禮在儀式、規制，甚至所表達的意涵等各方面已與帝制時代有所不同。但由于傳統儒學不斷“祛魅”和文化激進主義思潮不斷激蕩，這一被延續和改造的“傳統”仍然不時遭到各方批評和非議：先是革命黨人視祀孔典制規復為復辟帝制的先聲而對其大張韃伐，繼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國家祀孔儀式的“封建性質”進行深入批判，后是魯迅等新派知識分子對春秋祀孔活動展開激烈抨擊。
延及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后，為與舊治統“劃清界限”，并突出自身的革命正統性，國民黨先后在其治下的湖北、湖南、浙江等省份明令廢止祀孔。其具體理由是：“孔學不合現代潮流”；“現茲革命時期，對于代表封建政治之孔子，已無尊崇之必要，春秋祭祀，應即停止”；“孔子學問雖未可全非，此制卻不可不廢，否則洪憲之變、復辟之亂或將重演于將來。而其影響于人群思想，則足以固塞民智，阻礙進化，流弊所至，不堪設想”。循此理路，至1928年2月份，由蔡元培執掌的大學院則通令全國各學校廢止春秋祀孔舊典，其令文進一步解釋道：“查我國舊制，每屆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舉�？鬃由谥艽�，布衣講學，其人格學問，自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點，歷代專制帝王，資為師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籠士子，實與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本黨主義，大相悖謬。若不亟行廢止，何足以昭示國民，為此令仰校長、廳長、局長，轉飭所屬，著將春秋祀孔舊典，一律廢止，勿違此令！”
大學院廢止春秋祀孔舊典，不僅與辛亥鼎革之后南京臨時政府取消“封建遺制”的思路相銜接，而且與國民黨政權初建時構建革命正統性及以三民主義取代儒學舊道統的訴求相契合，其歷史合理性和現實正當性不容置疑。只是未曾預料，訓令一經公布，便立即遭到了國內外部分尊孔人士和地方軍、政大員的抵制。
最先發聲的是以紳、學兩界為代表的尊孔祀孔派。在大學院發布通令后不久，即3月24日，四川省東川道儒家分會會長李克顯連同會員共計六十四人就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者乃一國最高學府”，無權干涉和取消“世人崇拜先圣之典儀”，“且所持廢止理由，亦不充足……祀孔不過三鞠躬耳，并未束縛其思想，與思想自由何干。且遍尋本黨主義，書中亦無禁止祀孔一事，何至遽云悖謬”，為此希望作為“國家主權最高機關的”政府不要“容任”大學院“放肆無忌縛束人民之崇圣思想”。4月13日，中華總商會表示對廢祀之舉殊為不解，致電詢問南京國民政府：“報載大學院通令各縣廢止祀孔，似與信仰自由沖突，敝會董事等極端反對，確否？懇詳電復”。5月15日，湖南湘鄉人氏王之平則直接呈文致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極言孫中山對孔子學說的重視，批評蔡元培“總理所重視者，閣下反欲毀棄之”，“閣下若非存心違背總理之主義，欲作李斯第二，盡毀棄中國固有之文明，則不妨以總理之德育、智育、體育并重之主張為教育方針而收回廢止祀孔之成命，使天下后世莫不敬仰，曰勇于改過之君子也”。5月30日，教育界人士陳朝爵亦著文表示：“今者孔祀之廢有關國本之存亡，而國本之存亡即在人心之向背，國府為尊重民眾、收拾人心計，不當廢孔祀，婦人孺子皆能知之”。
除了舊紳、學兩界中的部分尊孔人士發聲抵制外，從是年5月份起，四川、湖南等地方上的部分軍、政大員，甚至海外尊孔派也開始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5月7日，國民革命軍第21師藍文彬、饒國華等人致電國民政府：孔子為本黨“先知先覺”，是“造其端而立其極者也”，孫中山也早有恢復舊道德之先見，“無時不尊稱孔子，取法示人”，大學院莫非是“喪盡人心”，抑或“別有用意”，“何至狂悖如斯”？故擬請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取消大學院之“亂令”，以維祀典。7月9日，海外尊孔派爪哇泗水文廟董事李雙輝等呈文給大學院，批評其“擅令廢止祀孔，既與民眾公意相違，尤與共和法理未和”，“理應俟國會成立，代表全國人會議決定之”，“大學院為文化機關，大學院長為全國文人之領袖，目孔廟祭祀為迷信而廢止，司僧道寺院祈禱為非迷信而贊成之，是真放飯流飲，而患無齒決也”。
不難看出，無論是舊紳、學界，還是地方上的軍、政大員，其反對孔祀廢止的理由不外乎有兩點：一是對孔子的“尊王忠君”思想進行辯解，認為孔子學說博大精深，不僅有益于救治人心，甚至關乎“民族存亡”；二是片面強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孔子思想的連接繼承關系，以證明后者與“本黨主義”并非“大相悖謬”。僅從邏輯理路上分析，反對方偷換概念，將祀孔等同于尊孔，并進而將孔子思想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相勾連，以論證規復孔子祀典之正當性和必要性的說辭頗為牽強。但吊詭的是，面對方方面面的質疑，大學院遲遲未予回應，直到收悉前述海外尊孔派爪哇泗水文廟董事李雙輝言辭犀利的呈文后，才予以“詳釋”，算是一并反駁了此前所有反對者的詰難。且看大學院的“詳釋”：
孔學與祀孔，本各為一問題，自有其相當歷史，其學說除關于尊王忠君及與現代思潮相刺謬者外，民眾盡可自由研求，本院并未禁止。至祀孔則系帝王遺制，從前軍閥，別有用心，遂亦沿用不廢，現在律以世界思潮及本黨主義，當然不容該項祀典之仍存，與今日之不舉行關岳祀典，同一意義。
顯然，大學院的回應與其先前廢止春秋祀孔舊典的訓令一脈相承，除再次強調孔祀與現代思潮乃至世界思潮及本黨主義相悖之外，還有意識地將孔學與祀孔區分開來，以表明其反對祀孔但并不反對尊孔的立場。從此前國民黨所標榜的“現代思想自由”“反封建”反對“封建遺制”等話語系統來看，大學院的解釋可謂合情合理，尊孔派將祀孔等同于尊孔并借此極力反對大學院的觀點瞬間失去了落腳點。同時，這樣的表態也意味著大學院仍然堅持己見，不會對尊孔派的訴求做出些許讓步。
抑或正是大學院的回應與堅守，令一些尊孔崇儒的地方軍、政要員認識到，僅靠“輿論”壓力很難從根本上扭轉大學院的態度，更不可能裨益于孔子祀典的規復，故轉而訴諸行政手段，即通過向“國府”會議提交議案的方式表達其訴求。與此同時，他們也深諳春秋祀孔舊典委系“封建遺制”，確與彼時革命性與現代性話語不相符合，故其所提議案也作出調整，即不再硬性要求保留春秋祀孔舊典，而是對之進行改訂和變通。7月底，湖南軍界要人吳劍學即向南京中央第五次執監大會提交意見書，要求改定祀孔典禮，以便發明孔子大同學說，振興人倫禮教，以符黨義而防共黨。8月1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清鄉督辦公署會辦何鍵二人以“孔道興廢，實系民族存亡”為由呈請南京國民政府改訂孔子祀典，在他們看來，“中國以道德信義為治，崇孔道而隆孔祀，垂數千年�？偫碓跁r，至為服膺敬重，固常見諸言論刊在遺書者也。國人信仰總理，即當以總理之心為心。對于數千年立國之根本精神，何容忽視”!同時，魯、何二人為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孔子祀典，還特意電請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武漢政治分會總司令的李宗仁，希望他能夠出面“主持”，“以塞亂源，而甦國脈”。揆諸后發史實，李宗仁亦予以積極回應：“所陳回〔恢〕復祀典及整頓教育各節，均為救急時務，中央果欲挽回世道人心，定必樂為探納也�！蓖瑫r李宗仁向國民政府提交了“明定孔子誕辰紀念節，其儀式舉行，仿總理紀念周”的議案，其理由是：“今天下大定，群謀建設，偃武修文，此實其時，孔子萬代師表，故欲明定紀念節，以見尊敬，西國之于耶穌，正一例也”。
至1928年8月份前后，大學院廢止春秋祀孔舊典所引發的矛盾與張力，使得孔子祀典存廢問題最終發展成為一個涉及新、舊文化權力秩序轉移乃至中央與地方的文化統合之爭的“國府”會議議題。由是，孔子祀典究竟何去何從，南京國民政府便不能不作出反應和表態了。對初建政局的國民黨當權者來說，其真正關心的或許并非要不要終止孔子祀典，而是這一舉措本身的象征性表達能否獲得社會各界，特別是地方軍、政勢力的認同，能否有利于鞏固其新治統。由此而論，大學院赫然廢止春秋祀孔舊典的做法顯然已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初衷和現實政治訴求漸趨漸遠。
二、“以孔子誕日定為紀念日”：1928年底國家祀孔傳統的變容
前有紳、學兩界的不斷抗議，后有來自湖南、四川等地方軍、政勢力要求恢復或改訂孔子祀典的吁求，頓使國家祀孔傳統存廢問題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于此，國民黨當權者意識到斷然廢止孔祀絕非良策，而毀撤前令則未免“使蔡氏過于難堪”，更與其此前自我標榜的革命正統性的話語敘述不相符合。為紓解困境，南京國民政府最終采納魯滌平等人的建議，確立了兼顧新、舊政治文化勢力之不同訴求乃至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現代性孔子誕辰紀念，以作折中。
1928年8月13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即將魯滌平等明請孔子祀典一案諭交內政部、大學院查照審核。9月26日，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及內政部部長薛篤弼呈復明定孔子祀典一案，“擬請以孔子誕日為孔子紀念日，規定紀念儀式，通行全國各學校一體遵照”，聲稱“以春秋丁祀如迎神送神、奠帛獻爵等儀式均涉陳腐，前經明令廢止，未便再予恢復，現為表示崇敬先哲起見，擬采用通行紀念儀式，似較妥善”，其紀念儀式規定如下：（1）奏樂開會；（2）向國旗、黨旗及孔子遺像行三鞠躬禮；（3）報告孔子事略；（4）講演孔子學說；（5）唱紀念孔子歌（樂歌另擬）；（6）奏樂散會。
應該說，相較春秋祀孔舊典，該紀念儀式變化較大：一是，取消主祭人員先行齋戒及與祭人員事先準備等眾多繁瑣環節，孔子祀典的神圣性色彩大為淡化；二是，祭祀或紀念對象由孔子塑像、四配十二先哲及其他儒家先賢先儒轉變為國旗、黨旗及孔子遺像，且孔子遺像排在第三位；三是，祀典程序大大簡化，“迎神送神、奠帛獻爵”的“陳腐步驟”被報告、演講等西式紀念方式所取代，且傳統的祭孔樂舞亦退出舞臺，代之以唱紀念孔子歌�？偠灾�，整個紀念儀式呈現出較強的“現代性”意味。抑或正因如此，為避免保守派文化陣營的反彈，10月6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譚延闿根據“國府”會議第98次常會的決定做出批示，稱“所擬以孔子誕日定為紀念日，事屬可行”，但同時強調“無庸規定儀式”，“即由該部院通行知照可也”。嗣后，大學院與內政部正式頒行這一命令：由全國各學校一體遵照，于孔子誕日停課二小時，講演孔子事跡，以示不忘。
“以孔子誕日定為紀念日”且“無庸規定儀式”的訓令公布后，大部分新派文化勢力對此并無異議，但一些較為保守的文化人士卻始終不愿接受此項制度安排。如湖南湘鄉周屏、安徽績溪奉祀生章尚志均致呈多次表態尊孔的蔣介石，請求按舊制崇祀孔子，且其理由仍不外乎以孔子學說附會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與此同時，亦有部分力主尊孔祀孔的孔教會人士認識到，春秋祀孔舊典作為“封建遺制”，與國民黨所標榜的“黨治體制”和“平等之義”的制度定位和價值承諾不相契合，自是難以規復，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孔子誕辰紀念能夠保持基本的優隆，故而呈文致內政部：“丁祭既停，崇仰驟替”，“明令未便驟更，圣學仍希普及，惟有明令全國各學校員生于孔圣誕日均宜整隊，詣所在縣孔廟謁圣，行慶祝典禮，特隆紀念”。此外，尚需特別指出的是，南京國民政府最為關切的部分地方軍、政勢力在當時雖然沒有提出相左的意見，但從后來何鍵、張學良等人繼續沿用舊制進行祭孔的活動來看，他們并不完全認可和接受這一變通權宜的舉措，只是在當時沒有發聲而已。
南京國民政府折合雙方矛盾而厘定的孔子誕辰紀念并沒有獲得一些守舊派的認同，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由于春秋祀孔舊典涉及祭祀儀程、祭祀對象、祭祀空間等諸多方面，十分繁瑣，斷然將其變通為孔子誕辰紀念亦難免使得二者在過渡銜接過程中產生種種矛盾，諸如：歷法改革之際孔子誕辰紀念日期應用何歷？從祀諸先賢是否附祀？孔廟神位是存是廢？等等。其中，孔子誕辰紀念日期應用何歷而引發的爭議，最為引人注目。
1929年4月份，福建浦城孔教支會會長詹程亮致呈國民政府，稱“孔子祀典，雖經廢除，孔子誕辰，仍應紀念，查本年夏歷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二千四百八十年大紀念。茲值改革時期，新舊歷應如何遵從，請明白規定”。而此時正值南京國民政府自上而下通令各地推行陽歷運動之際，是以，5月30日內政部針對詹氏呈文作出批示：“查此案本部以事關歷數，曾據情函請教育部推算，函定在卷，茲準覆稱，以孔子誕生紀念日經行政院第八次會議定為陽歷八月二十七日等因，合行錄案批示，仰即知照，此批�！钡珒日康倪@一批示，顯然難以獲得一些守舊派人士的認可。一位署名譚少馮的人士即公開指出：“今黨國定�？滓躁枤v八月二十七日行之，陽歷與陰歷相去幾隔一月，倘用陽歷則失其真，若用陰歷，則陰歷為黨國所廢，然而欲存其真，究有何法？曰：可用陰陽歷合璧推算之法，推算孔子降生之日，是年當為陽歷何日，即以是日為誕日，如是則不失其真，而于廢用陰歷之法令亦無抵觸，不地廢一次推算之勞，而可免將圣誕強改之誚”。更有一些地方上的尊孔祀孔派拒不遵行內政部的通令，堅持在陰歷8月27日慶�？鬃诱Q日。對此，內政部訓令指出:“孔子圣誕紀念日，業經國府頒令改用陽歷八月二十七日。茲查怡�？捉虝谷匝赜藐帤v八月二十七日，實屬故違政令”，須“嚴加禁止”。但時至1930年代之后，仍有部分尊孔人士對在陽歷8月27日舉辦孔子誕辰紀念持有異議，如湖南桂東縣教育局局長郭寅賓即呈文給教育部，內云：“按現今國歷所定月份”，“較以夏歷則相差甚遠”，“況紀念孔子，為學校重典，其月日正當暑假期間，學校人員，紛紛散退，與會者必無多人亦不足以昭鄭重”，是以要求改訂紀念日期。而四川成都縣政府則奉“駐區事務署”諭令轉飭教育局、公安局、文廟董事會于陰歷8月27日舉辦孔子誕辰紀念。但南京國民政府始終未作妥協，堅持踐行新歷。即便是到了1934年孔子誕辰紀念升格為“國定紀念日”之時，南京國民政府委員邵元沖還在公開講演中特別強調實行新歷一事，這或可從側面反映出“孔子誕辰紀念日期應用何歷”的問題直到此時仍然存在爭議。
南京國民政府將孔子祀典變通為孔子誕辰紀念，旨在折沖因斷然廢止孔祀而觸發的新、舊政治文化勢力乃至中央與地方文化統合的矛盾，但這一權宜妥協之計，并未能從根本上化解矛盾各方的緊張關系。不寧惟是，由于“國府”會議先前“無庸規定儀式”的決定，加之1929年之后，南京國民黨當局忙于政爭和內戰，無暇顧及孔子誕辰紀念一類的文化活動，故此，“以孔子誕日定為紀念日”的規制出臺后，全國各地的孔子祀典實際上呈現出新舊雜糅的混亂樣態。
一是采取具有“現代性”色彩的孔子誕辰紀念儀式。如1929年8月27日，浙江省嘉定縣舉行的祀孔活動即屬于此類，其紀念儀程為：“上午十時，教育局召開各機關職員行紀念式，由陳縣長主席首先向總理遺像行禮，讀遺囑，次向孔子遺像行禮，主席報告依法召集紀念集情形，周孝侯演說孔子之道，陸麟勛報告開放孔廟經過”。與之相近，是年河北省青縣舉行的祀孔儀程為：“全體肅立，奏樂，唱贊美孔子歌，向孔子遺像行三鞠躬禮，主席致開會詞，報告孔子事略，亦奏樂，閉會”。
二是沿用舊制舉辦的祀孔活動。如1930年遼寧沈陽市開展的祀孔活動即完全按照春秋祀孔舊制舉行。據記載，在春丁之日的祭孔活動中，張學良親自擔任正殿獻官，獻爵致祭。至秋丁之日，其再次舉行祀孔，“晨子寅舉行，禮儀極為隆重”。再如，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雖然沒有像張學良那樣公然恢復春秋祀孔舊典，但在舉辦孔子誕辰紀念的活動中，卻也日趨走向復古，后來甚至一度沿用古樂等古禮進行祀孔。與官方相比，舊、紳學界沿用春秋祀孔舊制進行民間祭孔的案例可謂比比皆是，茲僅舉一例，如1930年代春丁祭孔之際，蘇州地方人士及舊學界70余人即齊集府學，舉行典禮，其具體儀程為：“先祭崇圣祠，由單鎮致祭，旋即在大成殿致祭孔子暨四配十二哲，及兩廡先儒，由葉增濤致祭，儀式為奠帛、獻爵、讀祝文、行四拜禮，香燭俎豆與鼓鐘樂器等陳設整齊，儀式極莊嚴隆重，至十時許始散�！�
三是采用傳統儀式與現代儀式相雜糅的紀念方式。如國民革命軍第29軍開展的祀孔活動即屬于此類。1932年8月，國民革命軍第29軍“以孔子道德言行，實足范圍人群，師表萬世，際茲學說紛紜，人心陷溺，尤宜尊崇孔子，始足以挽救末世，恢復我民族固有之精神”為由，出臺祀孔暫行辦法。至孔子誕辰紀念當天，紀念典禮遵照暫定辦法執行，情形頗為隆重。其儀式程序為：（甲）各與祀人員就位，全體肅立。（乙）奏樂，軍樂隊奏國樂，奏風琴，全體學生合唱國歌；（丙）獻花香牲爵，主席出班恭詣孔子位前肅立，獻香，獻花，獻牲，獻爵。（�。┤w行三鞠躬禮。（戊）讀祝詞唱歌，主席出班恭詣孔子位前肅立，讀祝文，奏風琴，全體學生合唱祝圣誕紀念歌。（己）分獻，行分獻禮。（庚）請主席講演，由蔣參謀長親讀軍長講演詞。不難看出，國民革命軍第29軍開展的祀孔活動一方面承襲了祀孔舊制的部分內容，如獻牲爵、行分獻禮等；但另一方面亦包含了大量的現代性元素，如行三鞠躬禮、唱國歌、唱圣誕紀念歌、講演等。
總而言之，1928年底“以孔子誕日定為紀念日”的厘定，是南京國民政府因應時局與折中調和的產物。誠然，這一權宜之計，不可能從根本上化解新、舊各派政治文化勢力，特別是中央與地方在孔祀停廢問題上的緊張關系，但從當時矛盾各方趨于和緩的反應來看，這一應對之策亦不無可圈可點之處。不過，時易勢移，隨著1930年代之后民族危機的加劇和國民黨形塑“黨國”統治權威暨加強文化統制的需要，“無庸規定儀式”的紀念方式以及全國各地祀孔活動中新舊雜糅的混亂狀態，顯然已經愈來愈不合時宜了。
三、孔子誕辰定為“國定紀念日”：1934年國家祀孔傳統的再造
一般而言，“但凡民族或國家危難之時，傳統即充當重要資源，為現實政治提供滋養”。在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1930年代，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標識的孔子符號即被賦予和承擔了這樣的角色。
1934年6月7日，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23次常會上，蔣介石、戴季陶、汪精衛、葉楚傖四委員提議：以每年陽歷8月27日為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當經議決通過，定為“國定紀念日，交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并交宣傳委員會擬定辦法”。7月5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28次常務會議修正通過《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辦法》，規定每年的8月27日為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是日休假一天，全國各界一律懸旗志慶，各黨政軍警機關、各學校、各團體分別集會紀念，并由各地高級行政機關召開各界紀念大會。宣傳講述孔子生平事略、孔子學說、國父孫中山革命思想與孔子之關系。其紀念秩序為：全體肅立，奏樂，唱黨歌，向黨國旗、總理遺像及孔子遺像行三鞠躬禮，主席恭讀總理遺囑，主席報告紀念孔子之意義，演講，唱孔子紀念歌，奏樂，禮成。
不難發現，與1928年底大學院曾經提出的“通用儀式”相比，重新躋身國家紀念典禮行列的孔子誕辰紀念已與前者有著顯著不同：一者，紀念活動范圍擴大，除由各級學校舉辦外，還擴展到全國各黨政軍警機關、各團體等分別集會紀念；二者，后者除講述孔子事跡和學說以志景仰外，又加上了前者所沒有的“講述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與孔子之關系”“唱黨歌”“向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主席恭讀總理遺囑”等環節，突出了國民黨當權者作為孔子、孫中山正統繼承者的身份標識。三者，黨旗與國旗的擺放次序也發生了變化，先前是國旗置于黨旗前面，而后者則正好相反，凸顯了“黨高于國”“黨在國上”的政治文化理念。概而言之，該項紀念辦法的黨化色彩遠遠甚于活動本身應有的文化色彩，其徹頭徹尾地借搭孔子誕辰紀念之臺而形塑和加強“黨國”統治權威的政治意圖，從中清晰可見。于此，尚需說明的是，前述孔子祀典的變動大都由大學院或由教育部、內政部議決報備和實施，而是次孔子誕辰紀念日納入國家祀典行列，則徑由最高當權者提出和決定，故其接下來相關工作的推展頗為順利。
8月8日，教育部訓令各直轄機關抄發紀念辦法及紀念會秩序單。8月17日，內政部亦檢送紀念辦法和秩序單至各市政府通飭遵照。在積極籌備期間，孔子紀念歌一議稍有波折，彼時有人提議，“《禮記》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至‘是謂大同’一段，最合人類社會理想，其偉大之含義，實為三民主義之基礎，且與黨歌‘以進大同’句相呼應”，故應定之。但“中央為慎重”起見，遲至10月18日才確定頒行。此外，孔子遺像擺放位置也在此間做出調整，8月16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34次常會決議，“孔子遺像應置于總理遺像前之案桌上”。8月2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35次常會議決：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與總理紀念周，由“中央與國府合并，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擴大紀念”；由國民政府派大員至曲阜致祭，國民政府委員為主祭，五院各一員，內政、教育兩部各一員，山東省政府主席，山東民政、教育兩廳長，曲阜縣長，孔氏奉祀官等為陪祭。
經過周密的商討與準備，8月27日，孔子誕辰紀念典禮在全國各大城市舉行，其中，以曲阜和南京兩地之紀念活動最為隆重。是日，曲阜到場之紀念人員有5 000余人，而南京的紀念典禮中出席者亦有2 000余人。時人評論說，“其熱烈之況，為十數年所未有”。紀念典禮均按照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之孔子誕辰紀念辦法進行，軍樂、黨旗、黨歌、孫中山遺像、政府官員演講等黨國標識充斥其中，體現出濃厚的黨化色彩與政治表演意味。其中，“政府官員演講”尤為凸顯了這一特征，其演講要點主要圍繞著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是講述孔子學說時，突出“忠恕之道”“禮義廉恥”“仁愛”“克己復禮”等德性要素，以配合蔣介石所提出的新生活運動。如天津市政府主席于學忠在紀念孔子誕辰時的演講中提出，當前社會所犯的毛病是不能“克己”，而“近來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運動，實行禮義廉恥，真是對癥發藥”。南開學校創辦人張伯苓也談到中國有窮、私、弱、愚、亂這幾種病，應以孔子學說中的“克己復禮”為解決之道，而“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但以舊道德為之準，力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正是與此相輔相成的。
二是講述孔子事跡或孔子學說中的“尊王攘夷思想”，以佐證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合理性。如粵漢鐵路湘鄂段管理局局長殷德洋指出，孔子“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與現在的“安內攘外”策略如出一轍，今后中國若欲求生于東亞大陸，“必以孔子攘夷復仇之大義互相砥礪”。國民黨要人周佛海也認為，孔子周游列國時“所主張的尊周室攘夷狄”的思想，“不但為現在所需要，并且是唯一對癥的藥方，中央鞏固了，自然可以抵御外侮，二千余年前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南京國民政府委員邵元沖、中國國民黨山東省執行委員會等，均持有類似意見。
三是講述孫中山三民主義與孔子學說的聯結繼承關系，將孔子大同學說與孫中山“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融合，為國民黨三民主義意識形態合法性提供傳統文化根基，這一點幾乎所有演講都有涉及。如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在演講中說，“總理一生，每逢題字，必先是‘天下為公’，其念念不忘于此，而大同學說，實是三民主義之基礎”。上海市長吳鐵城在上�？渍Q紀念會的演講中亦表示，“今日尊孔乃謀民族復興，要明白孔子學說與總理學說的一貫關系，實行三民主義”。
綜上可見，一眾國民黨要員的演講，無一不是有選擇性地援引有利于彼時國民黨統治的文化要素進行闡發，用以直接證明國民黨各項政治文化政策的正當性、合理性，從而強化國民黨的統治權威。從政治統治技藝方面來說，在內憂外患日亟的政治環境中，南京國民政府希冀通過孔子誕辰“國家紀念日”的儀式表達和對孔子學說進行符合其政治訴求的闡發，以塑造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并進而實現廣大民眾對“黨國”的有效政治認同，其用心可謂良苦。但從社會各界的反響來看，其效果并不理想。
首先看贊同者的聲音。以孔教會、舊紳學界為代表的尊孔派基于對孔子儒學和傳統文化的情感，態度頗顯積極。如孔教會代表陳朝爵徑直上書教育部，對南京國民政府尊孔崇儒之舉大加稱頌，并進而請求恢復春秋丁祭舊典、衍圣公封號及小學至大學的讀經課程等，言稱“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梁漱溟則在孔子誕辰紀念演講中大贊孔子學說，認為“等到西洋人失敗的時候，中國文化的墜緒從新接續，慢慢再發揚光大�？鬃訉W說的價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為人類所發現，為人類所公認，重光于世界”。同時，部分國民黨掌控的報刊媒體亦紛紛發表社論，表示贊同，不過，其言說內容與前述國民黨政府官員的演講差別不大，無甚新意。
再看反對者的聲音。大多數社會文化精英一仍其原有的立場，反對當權者對孔子儒學的工具性利用。如張申府在《尊孔救得了中國嗎？》一文中指出：“在現在的時代，普通眼光中的孔子是已無靈的了，再想利用他，大概再也不會唬住了誰。但是歷史上的孔子，究竟是不失其為‘大哉’的。不過，‘大哉’也就是他最適當的稱譽。若以他為萬能，為全對，當然便錯�？鬃又皇侵袊畲蟮乃枷爰�，教育家，政治家，若以為教主而崇祀之，也只有害了他�！币晃皇鹈帮w”的文化人士亦坦言：“孔子是一個大哲學家，大政治家，不是神仙，也不是教主，我們應該以科學的眼光來研究孔子的學說，從而發揚光大之。如果曲解孔子的學說，把孔子當做神仙一樣，虛偽禮拜起來，那是侮辱孔子，那不是紀念孔子的本意�！鳖愃频脑捳Z敘述，可謂俯拾即是，茲僅能舉例說明之。同時，國民黨內部的一些實權派人物也對南京國民政府借搭紀念孔子之臺將三民主義儒學化的政治意圖甚為不滿。如胡漢民早在孔子誕辰紀念定為“國定紀念日”之前，就憤憤地說道：“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有其獨特的地位，有其卓越的根據，既不能以之比附于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人來比附他�！墒遣恍业氖�，至今還在被人誤解，被人利用，使三民主義幾乎日漸喪失其本真的意義�！瘪T玉祥亦直言，南京國民政府紀念孔子并不是真尊孔，而是像民初袁世凱那樣利用孔子，他認為如果孔子有知，絕不受他們得祭祀。此外，一些新聞媒體的評論，也表達了不予認同的觀點。如《北平晨報》所載《由廢孔到尊孔》一文就提到：“近政府又明令規定‘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及各種祭祀之禮，崇敬之隆，有過歷朝盛典�！畷r尊時廢，皆屬非理智的情感沖動�！�
綜上，且不論以孔教會、舊紳學界為代表的尊孔祀孔派的贊同與認知，偏離了國民黨當權者將孔子誕辰升格為“國定紀念日”的政治性目的，走向了狹義的尊孔復古。僅從社會層面的反應來看，質疑與反對之聲明顯壓倒了贊同者的聲音，而且有理有據，并不牽強。在一定程度上，抑或正是因為將孔子誕辰紀念升格所達致的政治效度有限，1935年全國各地由官方舉辦的孔子誕辰紀念便開始從熱潮中冷卻，其規格、場面顯然不如首屆孔子誕辰紀念，紀念形式亦大大簡化，甚至在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曲阜舉行孔子誕辰紀念時，南京國民政府亦未再派人參加，改由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出面。1936年孔子誕辰紀念與1935年相類似�？谷諔馉幈l后，因政治、社會環境惡化，孔子誕辰紀念更是時斷時續，并且日趨形式化。從首屆大張旗鼓地紀念演變到愈來愈簡的形式化紀念，前后反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納入“國定紀念日”的孔子誕辰紀念，因其政治效果不佳而愈來愈不為人重視的事實。
四、余論：國家祀孔傳統變革的政治文化意蘊
民國伊始，在封建帝制崩潰和制度化儒家解體的語境下，以構建孔子的神圣性為封建專制統治提供合法性解釋的春秋祀孔舊典何去何從、是存是廢，一度引起爭議，后因袁世凱政府明定尊孔祀孔政策方得以平息。1927年，以“革命”正統和“三民主義”話語相標榜的南京國民政府肇建前后，該祀典之命運歸宿，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1928年2月，在國民革命的余波中，為與舊治統“劃清界限”和突出自身的革命正統性，蔡元培執掌的大學院以春秋祀孔舊典與“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本黨主義，大相悖謬”為由，赫然將其廢止。由于祀孔與尊孔問題密切相關，川、湘等地舊紳、學界中的尊孔派起而抵制，繼之，以何鍵為代表的地方勢力派亦呈請明定孔子祀典。同年底，為紓解困境，“國府”會議將孔子祀典變通為孔子誕辰紀念，并強調“無庸規定儀式”，然而這一變通，特別是嗣后將紀念日期直接套用新歷的做法依然難以獲得一些守舊派的認可，全國各地的祀孔典禮亦因此而呈現出新舊雜糅的混亂狀態。時至1934年，在民族危機日益加劇之際，為借助傳統資源形塑和加強“黨國”的統治權威，南京國民政府將孔子誕辰紀念升格為帶有濃厚黨化色彩的“國定紀念日”，但從當時的社會輿情看，這一措置依舊效果不彰。
如今看來，1928—1934年國家祀孔傳統的時代境遇，不僅展現了社會轉型過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勢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從問題上博弈互動的復雜圖景，而且也揭示了國民黨所確立的文化權力秩序由革新轉向“保守”的一面。國民黨曾經是一個宣稱“革命”的政黨，“國民革命”可以說是其擁有的最具號召力暨北伐得以成功的最為重要的話語資源，且這種革命話語的慣性一直持續到1928年前后，彼時大學院將被視為“封建遺制”的春秋祀孔舊典赫然廢止，便是革命話語權力依舊在國民黨意識形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表征。然而，隨著國民黨成為執政黨后的統治形勢漸趨穩固，其政治文化政策日趨走向保守，1934年孔子誕辰被升格為“國定紀念日”，便是崇尚保守主義思想的話語權力在國民黨意識形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重要表征。此間，先前由政治革命和文化革新激發起的“孔學不合現代潮流”反對“封建遺制”“現代思想自由”等類似話語逐漸被消解和湮沒，取而代之的是借闡發孔子之微言大義而形塑和加強“黨國”統治權威及其正當性的話語敘事。當然，這個保守性的特質已與北洋軍閥有所不同，有學者稱之為“新傳統主義”，表現在其政治文化理念上，即是儒化三民主義，進而為國民黨政治實踐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提供傳統文化的根基；表現在祀孔典制儀式上，即是在重新接續國家祀孔傳統，將孔子誕辰紀念納入國家祀典行列并進行展演的同時，對傳統與現代進行調適，進而作出符合國民黨自身統治訴求的利己性詮釋。
此外，是次變革也彰顯了彼時當權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變革之象征性表達來“建構認同”的程度與限度。由前文可知，在國家祀孔傳統由廢止到重新建構的進程中，官方文本因時而制，在儀式安排和官方解釋或演講中有選擇地截取、援引有利于國民黨統治的文化要素進行闡發，借以證明南京國民政府各項政治文化政策演替的正當性、合理性。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在時代轉型之際，南京國民政府因利乘便，藉孔子祀典變革所表征的文化符碼來建構有效的政治、社會認同，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政治控制和社會控制的成本，其出發點毋庸置噱。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孔子祀典本身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一方面，其內蘊的民族文化精神之于社會統合具有不容辯解的積極作用，是為政治認同形成的有效鎖鑰，甚至對于新意識形態的確立與表達具有特殊的輔助作用；但另一方面，其與封建帝制膠著在一起，充斥著濃厚的專制主義元素，與現代社會相抵觸，甚至會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是以，在國家祀孔傳統變革進程中便勢所必然地出現了一個看似悖論的現象：當廢止祀孔舊典時，崇尚保守主義的政治文化勢力就會強調孔子祀典作為民族文化標識的正面意義，起而抵制；當接續或重構國家祀孔傳統時，革新者又會不滿，以其不符合時代潮流的話語言說進行反制。凡此足以表明，在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如欲借用孔子祀典變革的象征性表達來建構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必須充分考慮這一文化資本抑或文化資源的兩歧性特征，有效化解傳統與現代、民族性與時代性、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二元張力，惟其如此，方有望取得應有的效果，否則就可能事與愿違，甚至會適得其反。1930年代前后國家祀孔傳統變革之政治效果不佳，其原因或在于此吧。
原文載于《國際儒學》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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