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Yavanas是指公元以前的印度—希臘人。Yavanas自波斯帝國時期即為印度人所知。他們在印度的大規模出現是在亞歷山大時代。亞歷山大之后，一部分希臘人滯留印度，阿育王一度向他們宣揚佛法。公元前2世紀以后，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大舉入印，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了長達兩個世紀之久的統治，并在全盛時向恒河流域擴張。由于長期孤懸印度，Yavanas在竭力堅持自己文化傳統的同時，也出于統治的需要開始了自身的印度化進程。他們鑄造希印雙語幣，接受印度的神祇，信仰佛法，最終推動了犍陀羅藝術的誕生。Yavanas在印度的消失并非印度人的勝利，而是希印兩種文明合二為一的必然結果。Yavanas的歷史既是希臘化文明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也是南亞次大陸古代歷史的一部分。
一般認為，Yavanas(Yona)①是古代印度文獻對希臘人的統稱。Yavanas(Yona)即印度—希臘人。實際上，其內涵卻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它先是指小亞的希臘殖民者Ionians，后來指移居于中亞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再后來指隨著亞歷山大侵入并定居于印度的希臘人，特別是指公元前2世紀初從巴克特里亞王國進入印度西北部的所謂“印度—希臘人”(Indo-Greeks)。雖然這些印度—希臘人在公元前后消失于印度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但Yavanas一詞仍然在印度流行，只不過此后成了對西方外來民族的泛稱。②關于Yavanas的研究，大概從1735年第一枚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國王歐克拉提德(Eucratides)的銀幣在印度發現以來就開始了。③經過西方和印度學者長期而艱苦的努力，關于Yavanas的關鍵問題學界都有了一定的結論，但幾乎無一幸免于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的挑戰。④因此，筆者感到在相關的文獻學、錢幣學、碑銘學資料日益增多的今天，已經不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對Yavanas的歷史進行回顧和考察，以弄清印度人和這個從地中海而來的民族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兩大文明是如何相知、相識，最后又是如何相互接受相互融合的�！跋ＥD化”還是“印度化”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一、“Yavanas”在印度的出現
這里所說的“Yavanas”的出現有兩層含義，一是指“Yavanas”稱謂的由來，二是指亞歷山大征服之后希臘人的存在。
應該說，作為Yavanas的希臘人在印度的大規模出現始于亞歷山大入侵之時。但在此之前，印度人對東地中海的希臘人并不十分陌生。這主要得益于波斯帝國的中介。從波斯居魯士時代(前559—前530)開始，印度西北部(印度河以西)和小亞的希臘城邦都納入了波斯帝國的版圖。⑤印度人和希臘人盡管相距遙遠，但相互之間不僅有信息的傳聞，更有互臨其地的偶然接觸。⑥Yavanas一詞實際上就是這種傳聞和接觸的產物。但也正由于印度西北部曾是波斯帝國的一部分，所以才誘發了亞歷山大的入侵，才會有Yavanas在印度輝煌而悲壯的傳奇一幕。
Yavanas源于波斯語中的“Yauna”一詞。此詞首先出現于波斯國王大流士時期(前522-前486)的貝希斯頓三語銘文(刻于前519年)。他在歷數其所征服和統治的23個地區時，提到了一個名為“Yauna”的波斯語地名，其對應的埃蘭語和巴比倫—阿卡德語形式分別是“iyauna”和“ia-a-ma-nu”。⑦這一地名顯然和古希臘語表示伊奧尼亞人(Ionians)⑧的’I圖片оυε圖片(Iāones、Iāwones)或“Iωυε圖片”以及表示伊奧尼亞(Ionia)的“Iωυια”等詞有關。⑨根據托爾曼的解釋，“Yauna”既可作為形容詞指“伊奧尼亞人的”(“Ionian”)，也可作為名詞指“伊奧尼亞人”(“Ionians”)。作為名詞時，單數是yauna，復數是yaunā。因此，“Yauna”本身就含有伊奧尼亞人的土地(the land of Ionians)之意。⑩由于印度西北部和小亞伊奧尼亞希臘人殖民地早在居魯士時代就被波斯征服，“Yauna”的稱謂很可能先于貝希斯頓銘文傳到了印度。
“Yavanas”一詞在印度文獻的最早出現，是在古代梵語語法家帕尼尼(Panini)的語法書The Ashtadhyayi(《八章》)之中。帕尼尼生卒年不詳，一般認為早于亞歷山大征服印度之時，他是印度西北部歷史名城塔克西拉(Taxila)附近的薩拉圖刺(Salatura)人。他首次提到了Yavana的陰性形式Yavanānī(指“希臘女人”，“Greek woman”，或“希臘文字”，“Greek script”)。既然“Yauna”的最早傳入只能在居魯士或大流士在位期間，帕尼尼的生活年代也必然在此之時或之后，但肯定大大早于亞歷山大征服印度之前。(11)此外，帕尼尼對希臘人的了解不僅僅通過傳聞，或許還有實際的接觸，因為他的家鄉——印度西北部與小亞希臘人遷居地巴克特里亞(Bactria)(12)并不遙遠。希臘錢幣早就在波斯帝國的東部流行，雅典的貓頭鷹式錢幣和其他城邦的錢幣在阿富汗已有發現。這一定是作為商人和移民的希臘人帶來的。(13)帕尼尼甚至可能見到了所謂“剃發的”(the“shaven headed”)Yavanas，因為在印度人看來，這些Yavanas留著短發。(14)根據阿里安記載，亞歷山大征服印度時，在科芬河和印度河之間曾遇到一個名叫奈薩(Nysa)的城市，此地山上長滿常春藤，當地人自稱酒神狄奧尼索斯的后裔，很久以前追隨他來到此地。(15)這雖然是個傳說，但也暗示此前可能有希臘人小批次地進入過印度。(16)這些希臘人在印度的出現無疑增加了印度人對他們接觸了解的機會。因此，我們有理由將帕尼尼生活的時代定于公元前6至前4世紀之間，他所說的Yavanas肯定是指在他之前或之時進入印度或移居巴克特里亞—索格底亞那(Sogdiana)的希臘人。由于小亞的伊奧尼亞人是印度人首先知曉的希臘人，所以源于波斯語的“Yauna”的梵語“Yavana”及其變種“Yona”就成了印度人對希臘人的統稱。
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侵入印度西北部，開啟了希印兩個民族相互認知的新階段。對于一般印度人而言，Yavanas已不再是遙遠的傳聞，反而成了闖進門的不速之客。遺憾的是，當時的古代印度文獻對這次征服沒有任何記載和反映，我們只能依據西方古典文獻來還原亞歷山大及其后繼者在印度的活動。如同在帝國的其他地區，亞歷山大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委托原來的印度地方首領(Porus和Taxiles)來管理新征服的地區，但在戰略要地仍然部署軍隊駐守。亞歷山大帝國崩潰后，駐守印度的將領歐德謨斯(Eudemus)和佩松(Peithon)率軍于公元前316年撤出，印度西北部歸于新興的印度孔雀王朝管轄之下。公元前305年塞琉古一世再次侵入印度，試圖收回亞歷山大帝國在印度的遺產，卻未能如愿。但他得到了500頭大象的回報，并使兩個王朝聯姻。(17)兩國建立了正常外交關系，塞琉古朝在孔雀王朝的首都華氏城派有常駐使節。(18)孔雀王朝還設立一個國家部門，專管希臘人和波斯人的事務。(19)但駐軍的撤出和占領權的放棄，并不意味著該地希臘人的完全退出。這些仍然留居印度的希臘人在孔雀王國第三任國王阿育王的(Asoka，約前270/269-前232年，或約前260-前218年在位)石刻詔令(20)中得到了證實。
阿育王首次使用“Yona”表示他治下和他所知道的希臘人。在第2號巖刻詔令(Rock Edicts)中，他提到自己給邊境之外的希臘人國王(Yonaraja)安條克(Amtiyoka，Antiochos)及其相鄰國王所統治的地區送去了草藥。在第5號詔令中，他提到在即位后的第13年，他委任宣教官員(Dhamma Mahamatras)到包括Yona人在內的西部邊遠地區傳播佛法。在13號巖刻詔令中，他明確列舉了其用“達摩”(佛法)所“征服”的遠在600 yojanas(21)之外的5位希臘人國王(Yonaraja)：Amtiyoko，Uramaye，Amtikini，Maka，Alikasudaro。據考證，他們就是與他同時代的塞琉古王國的安條克二世(Antiochos Ⅱ，前261-前246)、埃及的托勒密二世(Ptolemy Ⅱ，前285-前247)、馬其頓的安提柯·貢那特(Antigonos Gonatos，前278-前239)、昔列尼(Cyrene)的馬伽斯(Magas，前300-前258)、伊庇魯斯的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前272-前258)。他還特別提到，“除了希臘人之外，婆羅門和禁欲主義者無所不在，沒有一個地區的人民不服膺于一個或另一個宗教”。(22)可見，阿育王對當時西亞、東地中海地區希臘化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同時代的當政者還是比較了解的，對境內希臘人的宗教信仰也是熟悉的，知道他們尚未皈依印度的宗教，因此有必要向他們宣揚佛法，表明自己的心愿和理想。所以，他的詔令有的是用純粹的希臘語，有的則是用阿拉米亞字母拼寫的印度語和希臘語書寫而成。1963年和1967年，兩個有希臘語的石刻詔令在阿富汗的坎大哈老城被發現。(23)這不僅證實了希臘人在孔雀帝國境內的存在，而且證明這些希臘人仍然保持著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由于迄今發現的阿育王希臘語都在阿富汗，可以斷定在當時的印度西北部，準確一點說是當時孔雀帝國的西部邊遠地區，即今日阿富汗東部地區，肯定有一批希臘人仍然在此居留。他們可能是以前的移民者，從事商業、手工業或農業等，而且可能是集中居住�？泊蠊铣堑乃诘禺敃r可能有一個希臘人社區。希臘人中應該不乏文人學者。因為阿育王要把這些佛教說教(盡管很簡單，沒有涉及佛教的深奧哲理)譯成標準典雅的希臘語，必須首先找到通曉兩種語言的譯者，這樣的人才恐怕只能從希臘人中尋找�？泊蠊p語詔令用希臘語中具有虔誠、虔敬(Piety)之意的“ευσ圖片βεια”(eusebeia)一詞來表示佛法“Dhamma”就非常傳神。阿育王所希望的“虔誠”包括不殺生、節制、孝敬父母、尊敬長者。如此堅持下去，就能在將來生活得更加幸福。(24)這樣的說教對于遠在異國他鄉的希臘人來說，無疑具有一定的親和力和感召力。他特別提到派人到東地中海的希臘化王國去傳教，實際上也有向他治下的希臘人主動示好之意，希望他們通過皈依佛教在印度有一種回歸家園之感�？梢韵胂�，這些在印度的希臘人中一定有一些新的移民來自這些希臘化國家。遺憾的是，阿育王在西亞、地中海傳教的效果如何，印度當地的希臘人是否接受了他的勸諭，都缺乏明確記載�；蛟S這只是阿育王本人的美好理想而已。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統治時期，孔雀王朝和印度之外的希臘化世界仍然保持著密切關系，兩地希臘人的接觸和文化上的流通并未中斷。(2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育王的詔令使用的“Yona”包括遠到地中海的所有希臘人，而非僅限于印度的希臘人。Yona范圍的擴大，意味著印度人對希臘人的認識在擴大加深。
二、巴克特里亞Yavanas的入侵
巴克特里亞希臘人進入印度發生在公元前2世紀初。前206年，塞琉古王國的安條克三世曾乘孔雀帝國內亂分裂之際，率軍越過興都庫什山，進入印度，但由于遇到名為索法伽撒努斯(Sophagasanus)的印度地方王公的強烈抵抗，只好重敘舊誼，獲得150頭大象和其他饋贈后撤軍。(26)這次入侵表面上似乎只是一次象征性的武力威脅或主權宣示，在印度文獻中同樣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但它實際上是此后巴克特里亞希臘人進入印度的預演。它說明，盡管印度已經脫離希臘人的統治一個世紀之久，但塞琉古王國和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對亞歷山大的印度遺產仍然念念不忘，一有機會就想卷土重來。然而，也正是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對印度的入侵，才使得印度人第一次對Yavana或Yona人有了更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這次入侵的希臘人不是匆匆過客，而是要尋找新的生存空間。在長達約兩個世紀的統治期間，他們不僅完成了身份的轉換，從巴克特里亞希臘人變成了印度—希臘人——Yavanas，而且在印度歷史和文化上留下了深刻印記。
然而，關于這批Yavanas，不論印度還是西方的古典文獻，記載都極為貧乏，可能西方古典作家對這批遠離希臘化世界中心的希臘人所知實在太少。提及他們比較多的主要是斯特拉波(Strabo，前63/64年-約公元24年)的《地理志》，但他的材料間接來自巴比倫地區阿特米塔(Artemita)城的希臘作家阿波羅多洛斯(Apollodorus，主要活動于前100-前70年)的《帕提亞史》(The Parthica)。此外，公元2世紀羅馬作家查士丁(M.Justinus)的《龐培烏斯·特洛古斯〈菲利浦史〉摘要》(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Philippic Histories")第41卷和特洛古斯(Pompeius Trogus，公元前1世紀人)原著第41卷的“序言”也提到4位巴克特里亞國王和3位印度—希臘人國王。(27)巴利文的Milindapanha和漢文的《那先比丘經》都提到一位皈依佛教的印度—希臘人國王米南德(Milinda,Menander)或“彌蘭”。這些零散記載顯然不足以完整地還原這批Yavanas的歷史。但在古代印度西北部和巴克特里亞地區發現的希臘式錢幣以及與他們有關的碑銘，特別是印度—希臘人的希印雙語幣，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研究依據。它們的分布地雖然與印度—希臘人的實際統治區域不可能完全吻合，但發現比較集中的區域還是可以視為希臘人政治、經濟活動的范圍。此外，從僅存的印度文獻中，也可看出當時他們對Yavana人的熟悉與關注�？赡軐τ谒麄兌�，這些希臘人只不過是一批新來的Yavanas。
印度古代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和《羅摩衍那》(Ramayana)出現的時間說法不一，一般認為前者在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4世紀之間，后者在約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2世紀之間。二者均有Yavanas的身影�！赌υX婆羅多》常常把他們和Kamb(v)ojas，(28)Sakas這些部落相提并論。(29)他們一般被置于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交界的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地區。(30)《羅摩衍那》也提到Yavanas，Sakas，Kambojas，Pahlavas這些好戰的蠻族部落。(31)既然二者都把Yavanas與公元前2世紀以后進入印度西北部的Sakas(薩迦人，塞人，或the Indo-Scythians，印度—斯基泰人)以及Pahlavas(the Indo-Parthians，印度—帕提亞人)聯系在一起，說明兩部史詩成型當在公元前2世紀以后，其中的Yavanas應該是指從西北方向巴克特里亞而來的希臘人。
帕剌薩剌(Parasara)被認為是印度最古老的天文學家，后人對其知之甚少，甚至他生活于何時，也沒有明確的記載，只知他與吠陀書的編撰有關�，F存歸于他名下的《帕剌薩剌經典》(Parasara Tantra)將Yavanas的活動范圍置于西部印度。因此該書定型的時間不會早于公元前2世紀太多。(32)
另外一位提到Yavanas的印度古代天文學家是伽爾吉(Garge)。他生活的具體時間不詳，但肯定在帕剌薩剌之后，有公元1—3世紀之間之說。(33)他對Yavanas并無好感，貶稱他們是野蠻的外國人(Mlechchhas)，但對希臘人中有學問的人尚心存敬意，把他們尊稱為具有圣者、哲人、詩人、預言者之意的“Rishis”，并認為印度的天文學是靠這些希臘人的幫助才得以建立。(34)歸于他名下的占星學著作《伽爾吉文集》(The Gargi Samhita，又譯《揭路迦文集》)中，含有一部古代印度最重要的史詩《瑜伽往事書》(Yuga Purana,"the Story of the Ages")。此書以所謂“Kali”時代為界(約前3000年左右)，此后的歷史用預言的形式(使用將來時態)來描述，但實際是對以前的回憶，將其附會于古人。其中個別段落比較明確地提到Yavanas對印度中北部的入侵。盡管由于手稿版本的差異，以及譯者和引用者理解的不同，各家譯文稍有出入，但都證實：Yavanas的入侵曾遠抵恒河中游的華氏城下。不論攻克此城與否，最后因內訌撤回。(35)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Yavanas是否攻克了華氏城，這是決定此次遠途奔襲成敗的關鍵。二是他們在此地停留的時間長短，這與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范圍有關。根據米奇納(Mitchiner)的最新英譯本，《瑜伽往事書》的相關段落可漢譯如下：“那時，和Panchalas、Mathuras一起逼近Saketa后，在戰場上表現英勇的Yavanas就會到達Kusumadhwaja(the town of the flowerstandard，花座之城，Pataliputra，即華氏城)。一旦兵臨Paspapura(華氏城的另一名稱)城下，它那著名的土墻就會轟然倒塌，整個國家將會陷入一片混亂�！贝撕�，一場全面的社會動亂來臨，婆羅門和首陀羅的位置顛倒，那些最敬畏正法的長老們也敢無所顧忌地剝削人民了�！霸诔鞘兄�，那些Yavanas，那些王公們，會使人民與他們熟悉相處，但好戰的Yavanas，將不會停留在Madhyadesa(中部國家)”。他們一致同意離開，因為在他們自己的統治區域爆發了一場可怕的戰爭。Yavanas于是在這一地區消失了。(36)可見，Yavanas不僅攻克了華氏城，而且顛覆了當地原有的統治秩序。他們統治了多長時間，不得而知，但能引起一場社會動亂，使當地人民與他們熟悉相處，估計為時不短。不過最終他們還是因后院起火撤離而去，致使長期占領北印度中部和華氏城的計劃夭折。此則史料提到的Mathura(位于今印度北方邦，朱木那河上游)、Panchala(恒河與朱木那河相鄰與交匯處)、Saketa(恒河中游)幾個地方都在北印度的中部和東部，(37)可見這些Yavanas是從印度西北部方向而來，他們先征服恒河上游地區，然后順流而下，直抵華氏城。
關于Yavanas的這次軍事行動，古代印度的梵語語法家帕尼尼的注釋者帕檀賈利(Patanjali)在其著作《大疏》(Mahābhāsya，形成于約公元前150年前后)中也有所提及，只是語焉不詳。他在解釋梵語的未完成過去時態時，以最近的事件為例句：(1)“Yavanas那時正在圍攻Saketa”(“Arunad Yavanah Sāketam”，英譯：“The Yavanas(Greeks)were besieging Saketa”)。(2)“Yavanas那時正在圍攻Madhyamika”(“Arunad Yavano Madhyamikām”，英譯：“The Yavanas were besieging Madhyamika”)。(38)兩次提到Yavanas的圍攻，說明這次軍事行動給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一間接資料的價值在于可以和《瑜伽往事書》相互對照，證明Yavanas確實在公元前2世紀初期或中期在印度中部和北部有較大的軍事擴張行動。(39)另外一部名為《摩羅維迦和火友王》(Malavikagnimitra)的梵語劇也暗示：公元前2世紀中期Yavanas 與印度一位國王發生過戰爭。這是一部反映巽加國王與女仆的宮廷愛情劇，劇作者是古代印度著名劇作家迦梨陀娑(Kalidasa)。其中保留了一段記憶：巽加王朝開國君主普沙密多羅(Pushyamitra)在位時(生年不詳，前185-前181年在位，死于約前151/150/148年)，一支Yavanas的軍隊在信度河(Sindhu)岸被他的孫子(劇中的男主角Agnimitra之子)婆蘇密多羅(Vasumitra)擊敗。(40)這似乎與《瑜伽往事書》中的Yavanas入侵是同一事件。但一般認為迦梨陀娑是笈多王朝時期人，約生活于公元4—5世紀(有公元300-470年之間之說)，而且這只是一部劇本，其中提供的有關Yavanas的信息能否作為信史還值得考慮。
從上述印度資料來看，Yavanas的這場擴張行動很可能是一次真實歷史事件。那么，這次事件的主角Yavanas又是何許人也？何時而來，為何而去？簡言之，他們與巴克特里亞或印度的希臘人王國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由于對《瑜伽往事書》有關文本的解讀不一，對于這次入侵的主導者，學術界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像賈亞斯瓦爾和塞卡爾那樣，將文本中的“Dharmamita”看作印度化的希臘人名Demetrius，并以此為根據，將這次事件歸于巴克特里亞國王德米特里(Demetrius，約前200-前190/180)首次入印之時，Yavanas征服的對象是孔雀王朝。(41)另一種觀點否定這一看法，認為應是在印度—希臘人米南德國王(Menander，約前155-前130)在位之時，征服的對象是呈現出分裂跡象的巽加王朝。(42)我們不妨把目光轉向這一時期西方古典作家的記載。從中可以看出，這兩個希臘人國王都有可能是這次入侵的始作俑者，但米南德的可能性要大于德米特里。
根據斯特拉波對阿波羅多洛斯的轉述，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在印度征服的部落比亞歷山大還要多，米南德尤甚。一些部落是被米南德征服，其余是被巴克特里亞國王歐泰德姆斯(Euthydemus)之子德米特里征服。(43)言外之意，米南德征服的部落不僅比亞歷山大多，也比德米特里多。斯特拉波對此說法似乎有所保留，轉述至此，突然插入自己的假設：“如果他確實向東跨過希帕尼斯(Hypanis)河，遠達伊毛斯(Imaus)，情況至少是如此”(XI.11.1)。在斯特拉波看來，相信阿波羅多洛斯這一說法的前提是米南德的確“東跨希帕尼斯河，遠達伊毛斯”，因為希帕尼斯河是亞歷山大印度征服的東界。(44)只有突破了這一界限，征服的地方才能超過亞歷山大。斯特拉波在另外一處也特別提到，阿波羅多洛斯所說的“那些巴克特里亞國王在印度比馬其頓人征服的還多；歐克拉提德(Eucratides)無論如何統治著一千個城市”，有悖常識，因為“據其他作家說，從希達斯皮斯河(Hydaspes(45))到希帕尼斯河僅僅才九個部落，就有5000個城市，而且沒有一個小于墨洛庇亞人(Meropian)的科斯(Cos)島；亞歷山大征服了整個地區，把它給予了波魯斯(Porus)”(XV.1.3，33)。既然亞歷山大已經征服了如此廣大的地區、部落和城市，要想超越，就必須突破這一范圍。那么，這兩位到底在印度征服了哪些地方呢？特別是在哪些方向突破了亞歷山大的征服范圍呢？斯特拉波接著轉述了阿波羅多洛斯的回答：“他們不僅占領了Patalene，而且在沿岸其他地區占領了所稱之的Saraostus和Sigerdis�！�(XV.1.3)在另一處，斯特拉波還提到，亞歷山大征服的最東界是希帕尼斯河，但他之后的希臘人卻越過此河，遠達恒河和華氏城。正是這些人擴大了人們對希帕尼斯河以東地區的了解(XV.1.27)。應該說，這兩處記述非常重要。前一個提供了希臘人另外一個擴張的方向和路線，即南下印度河，奪取沿海地區。后一條記述實際是對米南德東進說的補充，明確交代了希臘人擴張的路線和最后所達到的目標。
為了確定印度—希臘人或米南德和德米特里各自的征服地，有幾個關鍵地理名詞需要澄清。
其一，“Imaus”的定位，這關系到米南德東擴的路線和范圍。根據納拉因的理解，斯特拉波所云“Imaus”或“Isamos”是一條河流，通常被視為現在的朱木那河(the Jamuna,Jumna)或是宋河(the Song)。(46)但塔恩對“朱木那河說”表示懷疑。(47)從古典作家的記載來看，“Imaus”似乎是指印度北方的一座大山，而非河流。(48)它是陶魯斯山脈(Taurus)的東端。據斯特拉波，陶魯斯山脈橫亙亞洲中部，從羅德斯海岸延伸到印度、斯基泰的東端，將亞洲南北一分為二。陶魯斯山脈從阿里亞那(Ariana)到東邊大海的這一部分，在當地有好幾個名稱，除了Imaus以外，還被稱為Paropamisus，Emodus等，馬其頓人則稱其為“Caucasus”。他特別指出，印度河是印度的西界(XI.1.2-3；XV.1.11)，Imaius(即Imaus)是陶魯斯山脈的最后一部分，瀕臨印度海，是印度的東界(XI.11.7)。(49)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對陶魯斯山脈及Imaus山的稱謂和位置有類似描述。他說：陶魯斯山脈是一座蜿蜒橫貫于從小亞到印度洋的大山系，在不同地區有不同名稱。從印度洋開始，首先是Imaus，其次是Emodus,Paropanisus,Circius,Cambades,Paryadres(Pariades),Choatras,Oreges,Oroandes,Niphates,Taurus和Caucasus等。(50)根據這樣的地理位置，Imaus當指現在興都庫什山以東的喜馬拉雅山。(51)既然米南德是在印度中北部擴張，所以，跨過希帕尼斯河再往東的Imaus地區，就只能是喜馬拉雅山之南的恒河流域了(希臘人顯然不可能向終年積雪、沒有人煙的山區進發)。所以，將Imaus視為印度中北部地區雖然有點寬泛，但大致方位不會有錯。納拉因所說的朱木那河或宋河，雖然也在此范圍之內，但顯然與可作為山脈名稱的Imaus無關。Imaus是當時當地人對他們北面的這一部分陶魯斯山脈的稱呼，事實上也根本不可能與當地的朱木那河或宋河混同。(52)但希臘人在此二河地區有軍事征服活動則是可能的。前述印度文獻也證明了這一點。
其二，歸于米南德和德米特里名下征服的地區：Patalene、Saraostus和Sigerdis。按照斯特拉波的說法，Patalene由印度河的兩條入海的支流環繞，形成一座島，島上有一座城市Patala，此島因此而命名(XV.1.13，32，33)。Saraostus(古代又名Surestrene，現名Saurashtra)，位于印度河口東南的瀕海地區(今印度古吉拉特邦南部)。公元1世紀的西方古典文獻《厄立特里亞航海記》對此有較為詳細的介紹。(53)Sigerdis則是指今日巴基斯坦南部的信德地區，位于印度河下游。以此而論，他二人的南部征服只不過是重走當年亞歷山大的老路，但卻奠定了印度—希臘人長期統治的基礎，而且統治的范圍遠遠超過亞歷山大僅僅經過的印度河兩岸，包括了整個印度河中游(旁遮普)以下直到河口三角洲的廣大周邊地區。就這一方向而言，說他們征服的部落比亞歷山大更多也是符合事實的。
其三，亞歷山大之后希臘人進軍遠至的恒河和華氏城。恒河之名沿用至今，華氏城即今印度比哈爾邦首府巴特納(Patna)，位于恒河包括朱木那河和宋河在內的各條支流的匯合處。從摩揭陀王國(公元前5世紀)起，一直作為印度諸王朝的都城。公元前2世紀初巽加王朝(約前185-前78年)推翻孔雀王朝后，也以此為都。德米特里一世入侵印度，按照法國錢幣學家波比拉赫奇確定的在位年代，至少在公元前190年之前，米南德即位約在前155年。(54)就事件本身來說，二者都有可能，只不過若是前者，征伐的對象是孔雀王朝，若是后者，征伐對象則是巽加王朝�？紤]到前述印度文獻對Yavanas入侵地區的記憶，可以證明希臘人的這次遠征在歷史上是存在的。Yavanas所征服的或聯盟的地區：Saketa，Panchalas人之地、Mathura都在Imaus 山之南的恒河及朱木那河流域，都有可能是從印度西北部出發遠征華氏城的路經之地，但斯特拉波的記述也沒有明確攻取華氏城的說法�？梢�，兵臨城下是事實，破城與否，古代即無定論。從斯特拉波的記述看，德米特里和米南德都有南進之舉。東進似乎非米南德莫屬，但由于斯特拉波的將信將疑和含糊其辭，這一問題在學術界也引起爭議。(55)這就需要對他們在印度的活動進行簡單回顧和澄清。
巴克特里亞—印度—希臘人國王的世系順序以及相互關系主要依靠他們發行的錢幣來確定。根據波比拉赫奇的權威意見，在巴克特里亞—印度—希臘人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三位同名的德米特里。其在位年代分別是約公元前200-前190年、公元前175-前170年、公元前100年。(56)第三個由于是在米南德之后，可忽略不計，前兩位都有可能是征服印度的人選。但從錢幣上看，作為歐泰德姆斯(約前230-前200)之子的德米特里一世應該是征服印度的第一人，因為他是巴克特里亞—印度—希臘人中第一個發行頭戴象頭皮盔型錢幣的國王。(57)這種圖像只在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18年以亞歷山大名義發行的錢幣上出現過。(58)德米特里一世如此而為，顯然是自比亞歷山大第二。他的統治范圍似未超出印度西北部之外。他在阿拉科西亞(Arachosia，今阿富汗境內)建立了一座以他命名的城市Demetrias。(59)在印度河口的Patalene地區，有一座名為Demetrias的希臘人城市，可能也由他所建，說明他的征服是沿著當年亞歷山大的路線展開。(60)
米南德是自德米特里之后大約30個印度—希臘人國王中最著名的一位，在位時間大約為公元前2世紀中期，約公元前155-前130年之間。他到底屬于巴克特里亞狄奧多托斯(Diodotus)家族還是歐泰德姆斯家族，仍有爭論。但他很可能不是來自巴克特里亞的國王，而是出生于印度本土希臘人城市“阿荔散”(Alasanda)的王族后裔抑或平民。(61)他的王國以舍竭(Sagala，亦譯“沙竭”(62))為都城，全盛時統治了整個印度西北部。他崇尚佛法，“以正法治國”，是唯一在佛教經典中留下名字的印度—希臘人國王。而當時以華氏城為都的巽加王朝則支持婆羅門教，迫害佛教徒。巽加王朝同時向旁遮普地區擴張，這就與米南德王國以印度河流域為中心的統治區域形成對峙之勢。因此，米南德王國與巽加王朝發生沖突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印度—希臘人本來就是外來征服者，富庶的恒河下游應該是他們站穩腳跟后覬覦的目標。米南德東侵的可能性要大于德米特里。此外，二者的征服目標和統治環境有所不同。其一，德米特里是在希臘軍隊撤出一百多年之后重新入主印度西北部，他首先要恢復過去亞歷山大的遺產，在印度西北部建立和鞏固希臘人的統治，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深入印度中部。其二，他是巴克特里亞—印度的希臘人國王。北面的游牧民族，西鄰的帕提亞人，以及境內的被征服民族，特別是希臘人內部的王位與權力之爭，都是他要面對的潛在威脅。這些內憂外患無疑分散了德米特里的精力，使得他不可能向印度東部擴張。事實也確實如此，可能就是在他或他的后繼者在印度之時，后院起火，一個新的強大的篡位者——歐克拉提德(Eucratides，約前170-前145年)出現在巴克特里亞的政治舞臺上。一位“印度人國王”德米特里(63)曾回軍征討，以6萬之眾將其圍困于僅有300名駐防兵的一個據點。他竟然能堅持5個月之久，最后突圍脫險，然后征服了印度。(64)但歐克拉提德顯然與這次東擴沒有關系。他在位之時，印度的犍陀羅和旁遮普地區先后經歷了三位印度—希臘人國王的統治，分別是阿波羅多托斯(Apollodotos，前180-前160年)、安提馬科斯(Antimachos Ⅱ，前160-前155年)和米南德。他不可能越過他們去征服巽加王朝。而且他在印度的時間可能不長，返國后就被兒子弒殺。(65)與巴克特里亞本土的日漸衰微相比，此時印度的米南德王國卻進入了強盛時期。他的都城是如此繁榮富足，(66)足以證明他的國力強大，他不僅有可能，也有條件，更有必要南下擴大和鞏固德米特里以前的征服成果，東征以建立超過亞歷山大的偉業。公元1世紀的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區仍然流通著米南德的錢幣，(67)這或可證明米南德曾對此地的統治，至少說明他的影響在此地的深入。他若東進，也是天時地利人和。首先，他有可能和佛教聯盟，師出有名。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巽加王朝。(68)其次，軍力雄厚，步、騎、車、象兵皆有。(69)他本人熱衷征戰，戎馬一生，最后死于軍營。(70)其三，已據有印度河流域，揮師東下恒河平原，猶如高屋建瓴，勢不可擋。因此，不論從米南德王國的國力，還是從其政治宗教取向和地理位置，米南德侵入恒河流域，遠至華氏城都是極為可能的。印度文獻中入侵華氏城的Yavanas國王應是米南德，而非德米特里。
三、Yavanas的統治與印度化進程
從所謂的“印度人國王”德米特里開始，Yavanas開始了在印度西北部或部分地區長達近兩個世紀之久的統治和居留。對于他們在此地的活動，文獻記載仍然極為缺乏，所能依靠的主要是錢幣和碑銘資料。
作為一個外來民族，這些Yavanas對印度采取了類似于波斯帝國、亞歷山大時期、塞琉古王朝的統治方式，一方面在交通要道、戰略要地建立或擴大希臘人的集聚地，作為統治、移民的中心，另一方面對當地部落采取分而治之的辦法，設置總督進行管理。這些城市應該數目不少，有據可查的卻不多。但它們的分布卻大致覆蓋了希臘人統治的區域。旁遮普之南、印度河口沿海地區有前面提及的德米特里亞斯(Demetrias)和泰菲拉(Thephila)兩座城市，此地還有一個希臘人的中心，可能是港口城市巴利格柴(也譯“婆盧羯車”，Barygaza)。(71)《彌蘭陀問經》中提到了兩個希臘人的城市：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Alasanda")和米南德王國的都城舍竭(Sagala)；犍陀羅地區有布色羯邏伐底(Pushkalavati，the "city of lotuses"，蓮花城，今白沙瓦)、狄奧尼索波利斯(Dionysopolis)。塔克西拉城(Taxila)斯爾卡普(Sirkap)遺址已經被發掘，這是一座根據希臘“希波達瑪式”("Hippodamian")的棋盤狀樣式建造的希臘人城市，也是一個巨大軍事要塞，(72)可能做過印度—希臘人國王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約前190-前180)的都城。在希達斯皮斯河(Hydaspes)以東的米南德王國，有名的城市除舍竭外，還有布西發拉(Bacephala)、伊奧穆塞(Iomouse)、馬土臘(Mathura)，在西部，米南德王國僅有戴達拉(Daedala)、薩拉吉薩(Salagissa)兩個軍事移民地可以認定。在阿拉科西亞，還有一座名為德米特里亞斯的城市。(73)亞歷山大時期建立的位于今日坎大哈、加茲尼和喀布爾附近的幾座亞歷山大里亞城一定還在發揮著希臘人集聚地的作用。
希臘人在印度到底設立了多少行省，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國王管理之下，這些行省的名稱、管轄范圍以及實際數目的變化，今天已難以得出準確詳細的結論。據塔恩，在興都庫什山以南的帕拉帕米薩代(Paropamisadae)，有4個行省的名稱和范圍可以確定。它們是卡皮塞涅(Kapisene，以Kapisa為首府)，奧皮亞尼(Opiane，以Alexandria為首府)，科芬尼(Kophene，以Kophen為首府，中國《漢書·西域記》的罽賓之名應由此而來)，第4個行省名稱不詳，位于戈爾班德河(Ghorband)流域，與巴克特里亞毗鄰。(74)帕拉帕米薩代以東以及南到印度河口，有9個行省可以確定，其中7個來自托勒密的《地理志》，1個來自普林尼的《自然史》，還有1個來自阿里安的《亞歷山大遠征記》。它們分別是：帕塔勒涅(Patalene)、蘇拉斯特瑞涅(Surastrene)、阿比利亞(Abiria)、普拉西亞涅(Prasiane)、蘇亞斯特涅(Souastene)、格魯埃亞(Goruaia，Goryene，Bajaur)、普科萊提斯(Peucelaitis)、卡斯佩利亞(Kaspeiria)、庫林多勒涅(Kulindrene)。在沿海的卡奇(Cutch)地區，可能也有一個行省，但名稱不詳。(75)至于阿富汗南部的阿拉科西亞地區，既然也長期處于希臘人的控制之下，應該也有一些地區性的管理體制�？傊�，希臘人在他們的統治范圍內，普遍實行了有效的分區管理制度。但在具體操作上，這些印度—希臘人國王沒有像塞琉古王國那樣采取省、州、縣(或譯“區”)三級管理的模式，而是在省下設州，或以州代省的方式，也就是說是用一級或二級管理的模式對當地民族進行統治。行省設有總督或將軍，大權獨攬，只對國王負責，下設名為Meridarchs的“州長”或民事官員分區管理。(76)但不論這些省份或州的管理范圍大小，這些國王、將軍、州長一般都以不觸動當地原有的社會結構、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為前提，而且努力迎合當地文化傳統，維護當地原有的社會秩序，這是印度—希臘人王國在印度能夠長期殘存的主要原因。
但Yavanas的統治并不穩定，大約從德米特里一世死后，分裂就開始了。米南德只是其中最有名、最具實力的一位國王。他的王后阿加托科里婭(Agathocleia)可能是德米特里一世之女或孫女。(77)他的王國極盛時實際就是整個印度的Yavanas王國，囊括了旁遮普以西、興都庫什山以南所有的希臘人活動區域。(78)但他死后，統一局面不復存在，繼位的兒子尚幼，由母后攝政，孤兒寡母終究難以控制那些割據一方的赳赳武夫。Yavanas的統治再次四分五裂，據地稱王者或發行錢幣者在米南德死后一個多世紀中竟然達30位之多。西方錢幣學家力圖根據這些錢幣的類型、銘文、圖像、甚至字體將他們按照不同地區進行分類，確定他們的先后承繼關系。根據波比拉赫奇最新的分類，這些Yavanas國王大致分布于帕拉帕米薩代、阿拉科西亞、犍陀羅、東西旁遮普地區。他們在這些地區的統治由西向東，由北向南，先后消失于公元前70年、公元前55年和公元10年。(79)由此看來，Yavanas在印度整體淪陷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斯基泰人(塞人)、帕提亞人甚至大月氏人的入侵，但實際上內部的分裂爭奪也難脫其咎。公元前2世紀中期斯基泰人(塞人)與大月氏人從中亞草原南下，首先削弱，最后占領了印度—希臘人的后方——巴克特里亞王國。印度的Yavanas不僅直接面臨新來者的威脅，而且失去了與東地中海希臘化王國的聯系。他們成了無所歸屬的游離分子，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統治，只好接受印度文化，特別是語言和宗教，Yavanas的本土化進程加快，希臘化世界最為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不是印度人的希臘化，而是希臘人的印度化。
這一進程大概自德米特里一世發行象頭皮盔型錢幣之時就已開始。雖然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是以征服者、勝利者的身份進入印度，但他們在人數上遠遠少于當地民族，統治觸角不可能深入到印度的村社。而且他們發現印度人并非未開化的蠻族，而是擁有足以使希臘人驚嘆的文明。此時的印度西北部，經過大一統的孔雀帝國的統治，特別是阿育王的弘法運動，其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已經與亞歷山大時代不可同日而語。阿育王的雙語詔令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希印雙語幣的前身，只是發布者的主體和對象不同而已。既然印度—希臘人與地中海的正常聯系受到阻隔，西歸之路也已經被帕提亞人和月氏人截斷，所以他們名為征服者，實為偏安一隅的避難者。這種政治和文化格局決定了他們必須在生存還是死亡、希臘化還是印度化之間做出抉擇。生存的欲望戰勝了文化上的自信，統治的需要迫使他們開始了自身的印度化進程。雙語幣的出現就是這一趨勢不可逆轉的標志。
首先發行雙語幣的Yavanas國王是阿伽托克勒斯和潘塔勒翁(Pantaleon，約前190-前185)。其雙語幣采用了不規則的印度形制：矩形或方形，正面是希臘語，反面是婆羅米字母(Brahmi)或佉盧文(Kharoshthi)，兩面銘文意思一致。重量采取印度標準，在阿伊·哈努姆遺址發現的阿伽托克勒斯雙語幣的重量就在2.32—3.30克之間。(80)錢幣圖案也開始向本土化轉化，印度傳統神祇的形象和佛教的標志被這些印度—希臘人國王所接受。阿伽托克勒斯的一種雙語幣正反面都是印度的男性神大力羅摩(Samkarsana)和黑天(Vasudera-Krishna，克利須那)，二者都是印度主神之一毗濕奴(Vishnu)的化身。前者持一犁和棒杵，故也譯“持犁羅摩”，后者手持六輻輪和貝殼或海螺殼�？死毮堑拿妹�、毗濕奴的妻子、肥沃和豐饒女神、自然保護神拉克希米(Lakshmi，也譯“吉祥天女”)也出現在這二位國王的錢幣上。她身著東方式的褲子，戴長垂耳環，婀娜多姿，手持蓮花或小三叉戟(trisula)翩翩起舞，給人以美感和動感。與這位女神出現于同一幣反面的是無鬃毛的獅子形象，獅子是印度主神因陀羅(Indra)的坐騎，后來也是釋迦牟尼的象征。佛教標志的出現意義重大。在阿伽托克勒斯的一類錢幣上，正面的圖案是六個拱形或半圓形的小山丘，其上端有星，用來表示佛教初期覆缽狀的佛塔(Stupa)，反面是長方形網格狀圍欄，其中有一棵樹，這顯然是佛教中的菩提樹。在米南德的錢幣上，表示八正道的法輪赫然出現。(81)菩提樹、法輪、佛塔都具有特定含義，分別象征佛陀的成道、傳道和涅槃。(82)印度語、吠陀神和佛教的象征物此時出現在印度—希臘國王的錢幣上，說明這些希臘人已經自認為不是匆匆過客，而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但面對人數遠勝于自己、文明程度與自己相當的印度民族，他們要在這塊用長矛打下的土地上生存，就必須努力適應新的文化環境。他們不僅在語言和錢幣的類型上考慮到了印度人的需要和習慣，而且在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上逐漸向印度人接近和認同。在這些印度—希臘人國王的影響下，后來統治印度的斯基泰人、帕提亞人甚至月氏—貴霜人都延續了這一傳統。雙語幣甚至成了當時及以后直到貴霜時期流行的錢幣式樣，那些偶爾出現的單一希臘語錢幣反而成了例外。(83)這些錢幣主要在興都庫什山以南的希臘人控制地區流行。值得注意的是，希臘語與當地語言出現于同一錢幣，當地人的神祇進入希臘人的錢幣，是所有希臘化王國的唯一現象。
雙語幣的出現也反映了希臘人對印度宗教觀念的接受，他們有意識地把印度的神與自己民族的神相混同，從而使不論希臘人還是印度人都能從錢幣上找到自己心靈上的安慰。其實這種認同是從亞歷山大開始的。他當年進入印度后，就領略到了大象的厲害。大象作為印度的特產和象征，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在他發行的紀念性大徽章和錢幣中，出現了他騎馬追趕乘象的印度國王波羅斯(Poros)的場面和單獨的印度大象形象。(84)那時可能還沒有把大象與印度的宗教觀念聯系起來。一個多世紀之后德米特里一世進入印度西北部之時，佛教在此地已深入人心，大象作為釋迦牟尼和佛教的象征(佛陀的化身、坐騎和保護神)一定得到了普遍的認可�？梢酝贫�，此時希臘人中出現的大象崇拜現象，除了他們自認為是亞歷山大的后繼者，正在恢復和進行著與亞歷山大同樣的征服事業，會有模仿亞歷山大頭戴象皮盔型錢幣的沖動之外，一定還有其他動機。這就是表示對佛教的親近和接受，從而喚起印度佛教徒的好感。從現在所能得到的錢幣資料看，德米特里之后大象的形象不斷出現，但常常與印度的封牛(humped bull，或譯“瘤�！�)或公牛形象在同一幣上的正反面同時出現，通稱為“大象/公牛型”。如在阿伽托克勒斯和潘塔勒翁的繼任者阿波羅多托斯(Apollodotus)一世的錢幣上，就有三種類型采用了這樣的圖案。(85)把大象和公牛置于一起，應該還是與印度的傳統宗教有關。
大象是早期印度錢幣上的一般形象，特別流行于厄蘭(Eran，位于中部印度)和塔克西拉地區。它除了與佛陀有關外，也是印度諸神之王因陀羅的坐騎。因陀羅如同希臘的宙斯一樣，以雷電掌控權力，所以在歐克拉提德三世或一世的錢幣上就出現了王座上的宙斯身旁有一大象前半身的圖案，(86)在安提亞爾吉達斯(Antialcidas)的錢幣上，宙斯站立于一大象之前，(87)這是希臘主神與印度主神的結合和認同。封牛是印度的特產，《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中就有記載。(88)它可能與犍陀羅首府布色羯邏伐底(Puskalavati)有關，或是犍陀羅地區的保護神。(89)公牛是吠陀神系中毀滅和再生之神濕婆的坐騎，名為“南迪”(Nandi)，而犍陀羅地區是阿波羅多托斯王國的重要省份，由此可見，他采用這種“大象/公牛型”可能有兩層含義：一是表明自己對這些地區的占領，二是表明對這些地方的保護神的尊敬。他向錢幣使用者傳遞的信息就是，自己的統治也會受到這兩位印度神的眷顧。
類似認同在米南德的錢幣上也有反映。除了單獨的大象之外，還有象頭/木棒、公牛頭/三角架這樣的正反面類型。木棒是赫拉克勒斯的標志，三角架是德爾斐阿波羅神的標志，傳遞的信息顯然是對因陀羅與赫拉克勒斯、濕婆和阿波羅的認同。他的八正道法輪錢幣的反面是一個棕櫚枝，也表明佛教教義與希臘文化中勝利、和平理念的結合。(90)米南德之后，至少有5位國王的雙語幣出現了希臘語的“正義的”(DIKAIOY，屬格)及其相應的佉盧文“Dharmikasa”，即“達摩的追隨者”。唯一例外的是在米南德的王后與其子共同發行的錢幣上，希臘銘文并無“DIKAIOY”的字樣，但在佉盧文銘文中出現了“Dharmikasa”的字符。(91)這是希臘人國王自稱“Dharmikasa”的開始�！斑_摩”(the Dharma)主要指佛法，阿育王就有“法王”(Dharmaraja，King of the Dharma)之稱。希臘人就這樣將自己的神靈、文化精神與佛教、濕婆和因陀羅崇拜潛移默化、自然而然地結合起來。
論及印度—希臘人的印度化，不能不再次提到Yavanas的著名國王米南德。他是唯一在佛教經典中留下記載的希臘人國王。按照巴利文和漢文經典，米南德最后服膺了那先比丘所宣講的佛教教義，大徹大悟，皈依了佛教�；蛟S他并沒有像巴利文和漢文經典所說的那樣脫離家庭，退出王位，出家為僧，(92)而是做了在家的居士。因為據普魯塔克，他最后的歸宿是死于軍營，他治下的城市都愿意為他舉行隆重的葬禮，以至于為獲取他的骨灰爭論不休，結果只好平分，帶回各城紀念供奉。(93)他既有阿育王式的“法王”之美稱，也有釋迦牟尼涅槃后之哀榮，可見其德善并舉，頗得人心。根據現有資料看，他堪稱Yavanas印度化的標志。
從他的錢幣看，他主要崇拜的希臘神是雅典娜·阿爾基德摩斯(Athena Alcidemos)，即人民的捍衛者或救世主，這是馬其頓首都培拉(Pella)的城市保護神，形象是一身戎裝，一臂持盾牌和一手發雷電。(94)米南德采用這樣的雅典娜形象顯然是要將自己與馬其頓王朝，特別是要與亞歷山大相聯系，表明自己是亞歷山大在印度的真正傳人。但他的雙語幣卻顯示了他對印度語言和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傾心接受。據斯里蘭卡公元6世紀的文獻《大史》(Mahavamsa)，在米南德統治時期(約前130年)，Yona人的一位長老、大護法者(Mahadharmarakkita，Great Protector of the Dharma)曾帶領三萬佛教徒(bhikkhus，比丘)，從Yona人的城市Alasanda(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來到斯里蘭卡，參加由該國國王建造的大佛塔的奠基儀式。(95)三萬比丘之數可能有所夸張，不足為憑。他們是否都是Yona人，也不得而知。但此時佛教在米南德王國大倡，影響遠播可見一斑。此時，可能也掀起一股對釋迦牟尼遺物的崇拜之風。據發現于今巴基斯坦的“巴焦爾圣物盒銘文”(the Bajaur casket inscription of the reign of Menander)，在米南德大王(Maharaja Minadra)統治時期的(某年)Kārrtika月的第14天，佛陀釋迦牟尼的肉身遺物(The corporeal relic，舍利子)被賦予生命，并予以安放。(96)大約與此同時或以后，一位擔任郡守或州長或民事長官(Meridarch)的希臘人提奧多羅斯(Theodorus)，也在斯瓦特的一座佛塔中安放了一個裝有釋迦牟尼遺物的瓶子，(97)此人與該塔的建立應該有關，建塔的目的顯然就是為了保存佛陀的遺物。據一部印度古代經典Stupavadana(關于紀念性佛塔)的預言，米南德將會在華氏城建立一座佛塔，(98)這一預言反映了一個模糊但不失真實的歷史事實。當然，米南德在華氏城的停留時間不長，當時可能還沒有皈依佛教，建造佛塔于此的說法似乎缺乏有力證據。不過，將米南德與建佛塔聯系起來，本身就反映了他和佛教的密切關系得到了這位經典編撰者的注意。
米南德之后，希臘人與巽加王朝的關系有所緩和，受印度文化的影響日益加深。大約在希臘人國王安提亞爾吉達斯(Antialcidas，約前115-前95年)在位之時，他派駐巽加王朝的使者赫里奧多羅斯(Heliodorus)在中印度的毗底沙(Vidisha)立了一個石柱，稱為“貝斯納加爾石柱”(Besnagar Pillar)。該石柱有兩處銘文，用婆羅米文寫成。其一：“這個萬神之神Vasadera(Krishna，克利須那神或Vishnu，毗濕奴)的金翅鳥(Garuda(99))石柱，是由虔信者、狄翁(Dion)之子、塔克西拉人赫里奧多羅斯(Heliodorus)所立。他是來自偉大的國王安提亞爾吉達斯宮廷的使者，前來晉見Kasino之子、救世主Bhagabhadra的使者。時在其在位第14年�！�(100)其二：“節制、克己、正直，只要奉行這三條不朽的格言就可通向天堂�！�(101)可見，希臘人已經對印度的神祇和文字非常熟悉，而且對印度的神頂禮膜拜，這里既無希臘語，也無須將印度神與希臘神認同，大概在赫里奧多羅斯眼里，印度的神就是自己的神，盡管他對自己的希臘人身份仍然念念不忘。當然，塔恩估計這個石柱是他的印度書吏以他的名義而立的，也不無道理。但他能允諾此事，實際上就是對另外一種文化的默認。塔恩還采納其他學者的觀點，認為這三條格言是對《摩訶婆羅多》中兩段話的概括。(102)但此說值得商榷。因為塔恩之后，考古學者在阿伊·哈努姆遺址發現的來自希臘本土德爾斐神廟的格言內容就與此相似，都是勸人適度、自制、正直，都給人指出了恪守這些格言的美好前景，或“死而無憾”，或“通向天堂”。(103)或許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把這些格言帶到了印度，從而使希臘的人生道德理念與印度宗教倫理精神合二為一。
希臘人在不可避免地被印度化的同時，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文化傳統，并力圖使它們與印度的本土文化結合起來。從這個意義上，印度化的過程也是希臘化的過程。犍陀羅藝術就是希印兩個民族、兩種文化長期共存，相互影響的結果。(104)首先，希臘人對印度神的認同，尤其對佛教的皈依，奠定了犍陀羅佛教藝術產生的基礎。只有這種認同，才能促使印度—希臘人的藝術家(他們或許已經對印度的各種宗教觀念和人物比較熟悉，或許已經像米南德那樣皈依了佛教)在表現他們心目中的佛陀或其他佛教人物時，用可以認同的希臘神人來表現仍然處于象征意義階段的印度的對應神。其次，希臘神人同形同性的觀念對于佛教崇拜對象的人形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既然佛陀如此偉大，為什么不能用人形來表達呢？何況佛陀本身就是現實中的人，并非像希臘神那樣虛無縹緲。因此，犍陀羅佛教藝術誕生的前提是對佛教的信仰、對佛教人物和希臘神的認同。所以后來才會有類似太陽神阿波羅的佛陀，以及類似于赫拉克勒斯的護法金剛(Vajrapani)。
希臘人對印度神和宗教觀念的認同從錢幣上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阿伽托克勒斯和潘塔勒翁為代表，是對印度神或宗教崇拜對象的認可。但有的宗教人物或觀念仍以隱喻的形式出現。如用獅子、菩提樹、佛塔表示佛陀或佛教。(105)第二階段以米南德為代表，除了繼續使用單一隱喻性符號表示對印度神和宗教觀念的接受外，他的錢幣上開始出現希印對應的隱喻符號，如象頭/木棒型(表示佛陀與赫拉克勒斯)、公牛頭/三腳架(表示濕婆與阿波羅)、法輪/棕櫚枝(表示佛法與勝利、和平)，(106)這就表明，這時的希臘人不僅接受了印度的神和宗教觀念，而且有意識地把他們與希臘的神和宗教觀念相等同。雖然佛陀的形象還沒有出現，但佛法已經與希臘表示勝利、和平的標志物等同對應，這說明佛教已經深入印度—希臘人心中。他們既然能夠在錢幣上顯示印度其他神的形象，那么佛陀形象的出現也就會為時不遠。雖然在錢幣上有銘文“BODDA”和圖像能夠明確認定的佛陀形象出現在貴霜迦膩色伽時期(說法頗多，大致在公元78年到144年之間)，但并不能排除此前佛陀形象的出現。在屬于印度—斯基泰人時期的盥洗石盤(toilet tray)上似乎已經出現了佛陀的坐像和涅槃時的情景。(107)有學者注意到，印度—斯基泰人國王毛伊斯(Maues，約前85-前60年)的錢幣上已有佛陀的坐像(一人直身端坐，呈單跏趺坐狀，疑為佛陀)。(108)在阿富汗賈拉拉巴德(Jalalabad)西部比馬蘭(Bimaran)村一座佛塔中發現的圣物盒(relic casket)上也有佛陀的立像，造型精致逼真，身穿僧衣(僧伽梨，sanghati)，右手施無畏印，有頭光、頭髻。這說明此前已有較為成熟的佛陀形象出現。與此同時出土的還有斯基泰國王阿澤斯的錢幣。盡管它們屬于阿澤斯二世(Azes Ⅱ，約前35/30-前12/公元10年)還是后人發行(約公元60年)，學術界尚有爭論，(109)但可證明最遲到公元1世紀中期時佛陀的完整形象已經出現。因此，我們可以把從毛伊斯錢幣到比馬蘭圣物盒的這一段時間視為佛陀形象的形成期，視為犍陀羅藝術的開端。當然，佛陀形象的出現只是犍陀羅藝術形成的主要標志之一，一般認為，他的原型是希臘的阿波羅神。(110)從阿波羅到佛陀，這個革命性的變化應該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漸變過程。(111)但無論如何，這么一個由象征符號到具體人物的教主形象此時已經出現了。圍繞他生前身后的故事成為犍陀羅藝術的主要題材，希臘的建筑風格、服飾特征，以及神話人物形象都在佛教藝術中得到反映。從現在的考古資料和學術界公認的觀點看，犍陀羅藝術的繁榮和傳播是在貴霜迦膩色伽時期(公元2世紀)，但它的源頭卻無疑是在印度—希臘人統治時期。阿伊·哈努姆遺址的發現也提供了間接證據，如希臘愛奧尼亞式、多利亞式和科林斯式柱頭、各種希臘神人的石頭雕像。特別是他們創造了一種在希臘本土罕見的泥塑藝術，即先用鉛桿或木棒組成骨架，然后在上面涂上泥或者灰泥，塑成神像。(112)這些藝術形式后來都成為犍陀羅佛教藝術，尤其是印度—阿富汗藝術流派的特征，(113)進而影響到中亞和中國的佛教雕塑藝術。結合巴克特里亞和印度—希臘人的線幣圖像所具有的強烈現實主義風格，可以說，在希臘人統治的巴克特里亞地區曾經存在著一個獨具特色的藝術流派。隨著他們進入印度，這種藝術流派及其風格也就隨之而來，通過與印度佛教文化和宗教傳統的融合，從而孕育了傳播于南亞、東南亞、中亞和東亞并且影響至今的犍陀羅藝術。
公元以后，隨著印度—希臘人王國的消失，作為希臘人的Yavanas也逐漸融入了印度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但這并不等于兩個民族、兩種文化的長期共存和交融成果的消失。除了犍陀羅藝術之外，印度的天文學、醫學、文學、文字、戲劇、錢幣、城市規劃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這些Yavana或Yona人帶來的和在印度創造的希臘化文化的影響。(114)這種外來文化已經融入了印度文化之中，成為印度歷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化的影響是雙向的，希臘化與印度化的成分兼而有之，只是在不同的領域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后來進入印度的斯基泰人、帕提亞人、貴霜人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這一混合文化的影響，并在模仿的同時增加了新的多元文化的因素(如錢幣上的圖像)。因此，單純討論這些Yavana的歷史是希臘化王國的歷史還是印度古代史的一部分是沒有意義的。實際上，就文明的屬性而言，印度—希臘人在巴克特里亞和印度所創造的文明當然可以屬于希臘化文明的范疇，但就地區史、國別史而言，他們活動的地區畢竟在印度西北部，將他們的歷史歸入今日印度(或巴基斯坦、阿富汗)古代史也在情理之中。納拉因的“希臘人來了，希臘人看見了，但印度人勝利了”的結論有其合理之處。從整個希臘化世界的發展趨勢來看，這似乎也是所有希臘化王國，所有在東方之地上曾經作為統治民族的希臘人的共同宿命之所在。但這樣的結局并不能否認希臘化王國在東方大地上的長期存在，不能否認一度盛行于這些王國的以希臘文化為主同時融合其他當地文化因素的希臘化文化或文明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塔恩把包括印度—希臘人在內的巴克特里亞王國視為第五個希臘化王國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就希印文明的交流融合而言，印度—希臘人的消失并不意味著印度人的勝利，而是二者在文化上、乃至民族上的成功融合。
歷史研究2011年06期
敘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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