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章開沅先生因偶然因素開啟了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并由此發現了耶魯所藏他的業師、金陵大學歷史系創辦者貝德士的文獻�！柏惖率课墨I”內容極為豐富，彰顯了貝德士獻身教育、追求學術、尋求正義、無私奉獻的一生。晚年的章先生以研究“貝德士文獻”為志業，先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教會大學史、中國基督教史等領域的論著，引起海內外學術界和社會的巨大反響，成就了章先生學術生涯的又一高峰。章先生繼承了貝德士未竟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強調傳教士研究對“走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意義，并以“呼喚人類精神文明的重建”響應貝德士“給全球以和平，給人類以慈悲”的吶喊，實踐了“史學的參與”。從貝德士到章開沅，從學術追求到人生理想，兩代學人學脈綿延、薪火相傳，他們繼往開來、不斷探索的學術精神，值得后人傳承發揚。
劉家峰，華中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章開沅文化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富布萊特耶魯大學訪問學者（2012—2013），現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山東大學全球史與跨國史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義和團研究會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教會大學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出版專著《抗日戰爭時期的基督教大學》《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研究（1907—1950）》、譯著《基督教高等教育在變革中的中國（1880—1950）》等多部，主編《離異與融會：中國基督徒與本色教會的興起》《本土經驗：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相遇與對話》《全球史與跨國史研究叢書》等。
2020年11月14日上午，由華中師范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與印度尼赫魯大學合辦的“本土經驗與跨國視野：近代西方醫療傳教士在中國和印度”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武漢召開，年屆94歲的章開沅先生出席開幕式并致辭。章先生回憶了20世紀90年代初赴美任教和研究教會大學史的經歷，提及在該領域影響他的兩位美國學者：一位是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在耶魯大學擔任教授32年；一位是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1978)，曾在金陵大學任教30年，1950年回美國后在紐約協和神學院任教授。賴德烈是貝德士的博士生導師，貝德士則是章先生大學時代的業師。章先生勉勵年輕一代學者能繼續前輩們的研究，因為“如果不研究在華傳教士，中國近代史就丟掉了一半”。當然，章先生所言的“一半”，并非數字上的準確量化，只是強調傳教士研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重要性，這在先生的論著中也屢屢提及。
這是章先生最后一次出席學術活動，也是先生最后的學術講話。眾所周知，先生的史學研究領域十分寬廣，在辛亥革命史、民族資產階級、商會史、中國早期現代化史等方面早已譽滿天下，為何在晚年又開辟了教會大學史、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中國基督教史這些全新的領域？先生為何認為傳教士研究對中國近代史如此重要，以至于不顧年事已高，仍堅持在圖書館抄錄資料，并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鼓與呼呢？本文擬從學脈賡續、薪火相傳的視角出發，探究章先生對貝德士在學術思想、方法、觀念等方面的傳承與創新，進一步闡述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對近代史學術，乃至當代人類精神文明健康發展的價值意義。
一、貝德士的學術人生
曾在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任教30年的貝德士教授，因為章先生的“貝德士文獻”研究而聞名海內外。尤其是在南京淪陷時期，貝氏和其他外僑創建國際安全區，保護數萬難民的光輝事跡，更為國人所熟悉、敬仰。南京時期的貝德士是以教書育人為主。1950年貝德士離開金大回美前夕，多位早期受業弟子給他題字留言。王繩祖是金大歷史系首屆畢業生(1924年),1929年貝德士聘他為助教，他這樣評價貝德士：
你是金大史學系的創辦人。1920年你來華講學，那時歷史課程附屬在國文系中。1924年史學系成立，課程編訂、圖書購置、教學指導，完全由你一手規劃。你替史學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且引導它向幾個方面去發展：一是灌輸歐洲史及世界通史的智識，二是研究日本史和俄國史，這兩項課程一向是被國內大學所忽視的，三是用近代考證方法研究中國的史料。在你的領導下，史學系樹立起來。如今你的學生遍于中國。假使歷史的、文化的智識，對于他們工作上能有一點幫助，那都應該歸功于你的教育。
三十年來，追隨你最久的兩個學生，要算是陳恭祿先生和我。我知道你是一個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的學者。我知道你是一個肯犧牲自己去幫助別人的基督徒。我佩服你治學的方法，我更贊揚你做人的態度。你真是一個偉大的教師。
在我一生中，你對于我的影響很深�？上业奶熨Y太差，在學術上少有成就，自愧有負你的期望。你如今離開了，這個歷史系的重擔子，說不得要落在我的肩上。我們要維持系譽，今后該倍加努力。你常把南京看做第二故鄉，盼望你時常給我們指教，給我們鼓勵。我們這輩學生，永遠忘記不了你。
這段話發自肺腑，講出了貝德士創建、發展金大歷史系、培育人才的偉業，贊譽了他的高尚品格、師生情誼。
貝德士在牛津和耶魯受過良好的歷史專業訓練，特別是近世歐洲史與英國史，后通過自學與研究生攻讀，將視野擴大到古代和中世紀的中國、日本、印度、俄國等，他對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史、國際關系和當代事務特別是遠東地區都有濃厚的研究興趣。他的語言能力也很全面，能使用拉丁文和希臘文，諳習法文、中文、德文、俄文，日文可以借助工具書閱讀。他有如此完備的學術基礎，但到1947年50歲生日回顧半生時，卻說自己是“一個著作出版甚少的可憐專家，同時又是一個頗具潛力的好老師”。專著甚少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全身心地投身于教學，尤其是為了扶植年輕老師，讓他們順應興趣和優長，而他自己不得不擔任其余的歷史課程，這意味著他“要像新教員一樣，不斷從一門課程轉移到另一門課程，同時，還要遵照部頒教學計劃的不時變化而擔任新設課程的教學任務”。到1950年6月貝德士都還在教俄國史�？梢哉f，他把全部的青壯年華獻給了金大，這也是為何王繩祖說他是“一個肯犧牲自己去幫助別人的基督徒”。他只能利用回國休假才得以完成一些著作，包括他的博士論文。
貝德士到金大后開始學習中國古代史，并確定以此為研究領域。他1933年撰寫的《西文東方學報論著舉要》受到中外學者的好評，并因此獲得去耶魯、哈佛訪問研究的機會(1933—1935年)，完成了長達526頁的博士論文《中華帝國的建立：公元前227—87年》(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BC 227—87)。該文雖聚焦于秦漢時期的中華帝國，但問題意識卻來自對當代中國的觀察，即從公元前221年到20世紀30年代，為何“中國的政治傳統和框架能夠通過無數次的興衰變遷而延續和自我重建”。由此，他追溯到中華帝國最初形成的秦漢時期，從政治、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等多層面來探究機制的形成及其特點。他的研究方法來自他在牛津、耶魯的學術訓練。田彤總結貝德士秦漢史研究的特點是“實證史學的傳統、世界史的視野、多學科交叉的方法，聚焦于中國的問題”。就此而言，他和賴德烈從事東方學研究有很多共通之處，也都是從傳統漢學向現代中國學轉變的代表性人物。
貝德士的博士論文得到荷蘭著名漢學家戴文達(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和另外兩位外審專家的好評。遺憾的是，1935年貝德士回到中國后，因中日局勢緊張，他接連幾次訪問日本，緊接著全面抗戰爆發，他已無暇繼續進行中國歷史的研究。多年之后，貝德士給費正清的信中不無遺憾地寫道：“如果不是日軍侵華，我當時就可能將這篇論文縮寫發表了�！敝钡�2019年，在章先生的建議下，這篇博士論文才得以以中文面世。
貝德士出版過一本中文著作，即《基督教與共產主義》(1939)。他在書中公開了他的神學立場，開篇即言：“本書的著者乃是一位對于社會問題極感興趣的基督徒。他在歷史方面所做的研究與教授工作使他對于社會政治的實情比較對于各種學說的哲理更為關心�！麑τ谏鐣䥺栴}所取的立場并不接受資本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的見解，卻很近乎一位自由的社會主義者�！必惖率孔钣杏绊懙闹鲬撌恰蹲诮套杂桑阂环N探究》，這是他受國際宣教委員會委托的研究成果，曾被翻譯成6種語言出版。
總而言之，貝德士在金大任職期間發表的成果，無論是文章，還是內部發行的小冊子如《差會與遠東文化的關系》等，多與遠東文化、政治、國際關系相關。因此，貝德士1973年2月給費正清的信中說：“我要說我的整個在中國的經歷是最重要的、無價的；我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只是次要的一部分，而對傳教史的研究幾乎是零�！�
貝德士真正轉向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還是在1950年到紐約協和神學院之后。這一時期他主要講授世界傳教史、基督教倫理學、實用神學等課程，中國傳教史是其中重要部分。1954年底他受邀參與美國基督教協進會海外布道部遠東聯合辦公室主導的“基督教在華事業”研究項目，并擔任顧問，從此開啟了后來被稱為“基督徒奮進在中國社會：1900—1950”的寫作計劃。但直到1965年他退休后才全身心投入其中。
貝德士多年好友和同事魏廉士(M. O. Williams， Jr.)在貝德士去世后負責整理其遺稿。他從貝德士的信件和備忘錄中發現了這項計劃的初衷，即接續他的老師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研究。賴著研究時段截止到1925年，而貝德士認為，1925—1950年至關重要，應該將1900—1950年視為一個整體。他之所以認為后半段更重要，是因為“1930—1950這個時間段見證了中國教會與外國教會分離，發展最快、影響范圍最廣的時期，需要進行研究和說明……目前的研究希望更充分地深入中國社會，超越賴德烈和里希特當年在紐黑文和柏林所做的工作……還要利用現在業已出版并且可以獲取的中文資料”。在備忘錄中，貝德士羅列了研究計劃的目標，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對基督教自身而言，盡可能為規模巨大、復雜且多變的新教徒在華奮進建立可靠信史；為他人提供參考觀點，對差會、個人和機構作更多具體研究。第二層次是期望對歷史研究有所貢獻，比如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基督教因素；基督教在中國國際關系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為帝國主義和亞洲民族主義問題提供具體參考；全球教會史中的中國元素。這一計劃目標宏大，無論對基督教史研究，還是對世俗歷史研究，作者期望都能提供參考價值。
美國基督教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開始對在華傳教事業進行檢討，總結經驗和教訓，用于研究或制定更有效的傳教政策。貝德士對此也做了回應：
基督徒活動中存在重大而明顯的不足，要如實地對待。但不要悲嘆基督教在中國失敗了，因為沒有注意到事后的評判，或者它已轉化為“在中國布道歷史經驗中汲取的教訓”。并且，中西方接踵而來的批評浪潮不斷涌入腦海，本書不欲對此進行爭辯和反駁，而是將其視為挑戰，并且盡可能把基督教徒實際所做之事繪制成一幅合理而令人信服的圖畫，一幅既歡迎虔誠和友善眼光，又經得起懷疑和敵視的圖畫。
應該說，貝德士的研究計劃比賴德烈當年撰述《基督教在華傳教史》有更多實用性的目標。
為實現這些目標，貝德士做了大量的資料準備工作。據他1971年的備忘錄，他已對數以千計富有價值或具有前瞻性的圖書、宣傳冊及文章做了“卡片索引，不是以大量列表的形式，而是跨越10個夏天，歷時7年竭盡全力的實際檢閱，或是通過他人的回顧與重要評論”。由此可見，貝德士是一個多么勤奮的學者。他以“竭澤而漁”的方式收集材料，其豐富程度從他所遺存的文獻目錄中可以看到。
貝德士圍繞這一主題有三篇論文發表。第一篇是《新教在華事業(1937—1949)》，收錄在《1938 年以來基督教世界宣教的前沿》一書中。該書是為致敬賴德烈而出版。從全面抗戰爆發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時期，由于國內局勢混亂而缺乏完整的教會資料，但貝德士還是通過多種途徑收集了大量信息，加之他個人親身經歷，對這一時期中國教會的發展做了全面的概述，該文已成為今日學者研究這段歷史的寶貴資料。第二篇論文《中國政府與宗教：以基督教為例(1840—1949)》，曾在1967年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 1908—1997)組織的中國研討會宣讀。政教關系是貝德士特別感興趣的領域。他本人經歷了整個國民黨統治和共產主義政權崛起的過程，在南京也結識很多朋友，對晚清和民國初期的習俗、態度和轉變有很多了解，因此寫得比較詳細，但并沒有正式發表。第三篇文章《美國在華傳教士的神學(1900—1950)》，在1972年費正清與劉廣京組織的“美國傳教士在中美”研討會上發表，后收入論文集出版。費正清與貝德士早在1932年相識于金陵大學，彼時費正清還是一位研究生。1969年費正清當選為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他在就職演講中指出，學術界長期忽視美國海外傳教士的研究，以至于他們都成了“美國歷史上看不見的人”。他知道貝德士正在從事這一研究，因此主動聯絡貝氏，并協助他申請經費。費正清邀請貝德士擔任1972年會議顧問，貝氏則毫不保留地對費氏起草的會議手冊前言做了長達8頁的評論。費正清在出版的論文集序言中寫到：“貝德士有長時間在華生活經歷，能把二十世紀初期新教差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描述出來�！�
以上文章是貝德士在推進《基督徒奮進在中國社會：1900—1950》中的階段性成果，所處理的專題都是基督教史領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題目，顯示出貝德士扎實的資料基礎、宏闊的視野、敏銳的觀察力以及高超的寫作能力。韋慕庭、費正清等與他交往密切也足以說明他是主流史學界所認可的杰出基督教史家。
然而，此時的貝德士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資料收集、整理、摘錄耗費了他太多精力和時間，留給寫作的時間就不多了。他在備忘錄中寫道：“為了確保1972年完成主要章節的草稿、1973年春完成補充章節和附錄，采用適度可行的方法尤為必要。我經常低估了查閱資料和做筆記所需要的時間以及資料的廣博性，同時要不斷提高對未來因素和問題的理解�，F在我必須依據手頭資料寫作，預留出一些補充空間，并且處理實際寫作中才會遇到的問題�！毕觳患倌�，1978年10月貝德士因心臟病猝發意外去世，這部巨著的寫作計劃戛然而止。
在他生命的最后歲月里，這本書不僅是他學術上的追求目標，也是他最后的精神寄托。他為此傾注多年心血，教會內外很多人都了解而且很期待，這樣的結果是誰也無法料到的。章先生稱之為“巨大的流產”，并將原因歸結為“力不從心。心太高、太大，而精力不僅有限，且未能有計劃地集中使用”。貝德士雖然沒能實現他的宏愿，但他給后人留下一筆寶貴的遺產，值得我們去發掘。
二、章開沅對貝德士的“再發現”
貝德士是章開沅先生在金陵大學時的業師。但先生晚年開啟教會大學史研究的機緣，并不是貝德士的指引，反而是章先生因為研究教會大學史，發現了“貝德士文獻”，才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老師，并由此進入了中國基督教史這一新的學術天地。
章先生于1946年9月入學金陵大學歷史系。據他回憶，他選過貝德士的世界通史和俄國史兩門課程，也聽過貝夫人講的美國史。貝德士夫婦有時利用周末邀請學生到家里茶敘，師生關系融洽。1948年11月章先生離開金大參加革命，“以后再也未見過貝德士，也從未與他有過任何聯絡，以致逐漸忘記了這位可親可近的美國老師”。直到1985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劉子健教授、宗教系主任威爾遜教授(John Wilson)等人建議下，章先生著手研究教會大學史，“貝德士夫婦的影像才偶爾又模糊地浮現于腦際，但并沒有萌發任何研究他的想法”。
1988年6月章先生赴美參加學術會議，會后專程去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查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檔案(全宗號RG11)，發現貝德士的個人專檔也保存在這里，此即章先生后來所稱的“貝德士文獻”(Miner Searle Bates Papers，全宗號RG10)。章先生花了幾天時間瀏覽卷宗，發現了1947年秋天他跟貝德士等老師、同學在玄武湖畔的合影。這讓章先生倍感親切，浮想聯翩：“或許在他生命終結之前，貝德士還想念著當年金陵大學的校園、同事與那些風華正茂的學生……”章先生發現貝德士保存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大量原始文件和來往信件。作為歷史學家，先生立即認識到這批文獻是研究南京大屠殺最寶貴的原始資料。但由于時間緊迫，先生無法全部檢閱，只做了索引。
章先生真正開始研究“貝德士文獻”，則要到1990年8月赴美任教和研究之時。第一年先生主要在普林斯頓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1991年7月，章先生受耶魯邀請并獲魯斯基金會(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資助，再次前往耶魯神學院。他這次整整工作了8個月，才將“貝德士文獻”1000余卷全部檢閱，并且復印、摘錄了其中特別珍貴的史料。此后，章先生關于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教會大學史、中國基督教史相關的研究成果，幾乎都與“貝德士文獻”相關。它不僅是先生進行各項專題研究的直接史料，也成為先生思考、研究中國基督教史的起點。這里需要提一下章先生在耶魯的工作狀態，筆者從先生1991年7月到1992年3月期間的日記中摘錄數條閱讀“貝德士文獻”的記錄：
1991年 7月10日 星期三 晴
下午又到圖書館繼續讀Bates(貝德士)家書，增進對早年Bates的了解。
7月11日 星期四 晴
晨起散步，早餐后修改文稿。10時30分至檔案館繼續閱讀Bates家書，午飯后稍息，又繼續查閱。Bates 50歲生日給兒子Morton、Robert的信，概述一生經歷，并作自我客觀評價，還有培養金大青年教師的內心活動，特別是對王繩祖、陳恭祿今日學術有成的欣慰感，樸素真摯，真性情中人！
7月12日 星期五 晴
全天在檔案室工作，收獲極大，閱NIRC(南京國際委員會)原檔及Bates出席東京審判證詞副本，均極珍貴。
8月6日 星期二 晴
全日在圖書館工作。已經進入Bates Paper(貝德士文獻)主體部分， 故復印量較大，花費時間亦較多。先師治學之謹嚴，令人驚嘆，可惜搜羅資料漫無邊際，加以對他人求助又過于熱心，以致未能完成大部頭著作，實在可惜！
9月11日 星期三 晴
昨晚睡遲，今晨遲醒。匆匆早餐，去特藏室工作整日，收獲頗豐�，F已進入主體工作，即Bates為其大著作所寫筆記、文獻摘錄、復印資料及部分草稿等等。因此需更加過細閱讀，做筆記，力求保留其有價值部分，庶幾使此大著堪付出版。
10月10日 星期四 晴
晨5時起，全日在特藏室工作，今天看完B17(第17盒)，總共100余盒，按此進度，很難看完。不過有些盒與主體關系并不大，可能會看得快些。復印費估計2000元左右，但從時間來說仍很值得，因為Bates為這些文獻已花費畢生精力，僅與中國教會史有關部分，也耗去10余年光陰，我就算花費三五年又算什么？
12月3日 星期二 雨
全日在特藏室工作，Martha、Joan很久未見(已近1月)，均極高興。我亦有與Bates Paper久別之感。
1992年 2月12日 星期三 晴，很冷
今天上、下午均在特藏室工作，發現Bates 20世紀40年代遺稿《基督教與遠東文化的關系》，較Gleanings更能反映他成體系的見解。還有1978年6月的遺稿(應該是It’s the Long Pull that Count 《作長遠考量》)，甚簡短并未寫完，仍能反映他臨終前對中國人民及中美關系以及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關心。
2月19日 星期三 濃霧，陰雨
全日在特藏室工作，薄暮而歸。Bates Papers 已看至第105 Box，估計行前可看完，也算了卻一樁心愿。
3月2日 星期一 陰
下午到特藏室看完全部Bates Papers，多年心愿，至此初了。傍晚散步。
3月15日 星期日 晴
風仍大，冷。早晨清理Bates Papers復印件及其他筆記、講演提綱之類，不覺已至中午�！挛缋^續收拾，并看完恭祿師史料學書。我在金大未能安心讀書，與Bates、陳接觸亦少，不料老來卻認真讀他們的書，獲益匪淺，認識、理解老師亦不容易。
3月16日 星期一 晴
下午看史料學書，并收拾Bates Papers影本，整整一紙箱，一年余勞績，無非如此。
從上面摘錄的數條日記即可看出，章先生這8個月的“貝德士文獻”檢閱、摘記工作，再次印證了先生早年做蘇州商會史研究時已經形成的史學觀念，強調歷史資料的原始性、完整性，亦即先生后來所提倡的“走進歷史原生態”：“檔案是具體研究課題的生命……只有充分運用了原生態的史料，史學著作才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保持它的生命力�！碑敃r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仍發揚顧炎武“采銅于山”的精神，不計冷熱風雨，幾乎每個工作日都去神學院圖書館，在卷帙浩繁的“貝德士文獻”中爬梳材料，為重大收獲而歡欣鼓舞，為不能如期完成閱讀而憂，也為終于完成而欣慰，其工作強度頗像攻讀學位的年輕博士。羅�；堇蠋熢貌苊系碌摹傲沂磕耗�，壯心不已”來形容章先生當時的心境，真是恰如其分。
通過這8個月的文獻閱讀，章先生才全面了解了貝德士在金大30年的工作與巨大貢獻，特別是貝德士在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領導國際安全區保護、救濟數十萬難民的英勇業績。國民政府為表彰其事跡，曾在1938年6月授予貝德士景星勛章。貝德士還作為證人出席東京和南京對日軍暴行的審判。據章先生回憶，在他金大讀書期間，無論課堂內外，貝德士都未曾向他們講過這些痛苦萬分的親身經歷：“我所記得的只是貝德士老師那肅穆而凝重的面容，仿佛在心靈上經常承受著沉重的負擔�！闭峭高^這些充滿血淚與悲憤的文獻，先生再次認識了自己的老師。
貝德士作為南京的一位“老居民”，回到美國后仍關心中國的發展，通過組織或參加會議、發表文章和出版著作，促進美國人民對中國的理解，盡一切努力改善中美關系。當然還有他投入畢生精力而未完成的寫作計劃，為無數研究中國的學者或博士候選人貢獻資料和意見。所有這些事，也都是章先生離開貝德士老師43年之后，通過閱讀“貝德士文獻”才得知。章先生如此評價這一時期的貝德士：
貝德士回美國以后的28年，工作與生活仍然豐富多彩……可以這樣理解，貝德士在離開中國以后，以紐約為駐地，把自己的學術活動與社會活動延展到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但他仍然一如既往，但問耕耘，不計收獲，嚴于律己，樂于助人，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與促進世界和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可以這樣說，章先生閱讀并開始研究“貝德士文獻”之后，才算真正、完全地認識了他的老師。換句話說，貝德士對章先生的重要影響，并非在他生前，而是他們分別43年之后。章先生重新“發現”貝德士，也讓世人認識了這樣一位尋求真理、伸張正義的史學家，讓湮沒在故紙堆中的“貝德士文獻”彰顯出特有的價值。
三、章開沅與貝德士文獻研究
章先生在訪美期間忙于教學研究以及學術交流、社會活動，中間除了在學術會議發表文章外，并沒有時間系統性地整理、研究“貝德士文獻”。1994年3月回國以后章先生才正式開展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筍接連出版，在學術界和社會上都引起了巨大反響。這些成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研究、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這其中，社會影響最大的當屬南京大屠殺方面的研究。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作為章先生“貝德士文獻研究系列之一”出版。該書利用貝德士保存的大量第一手文件材料，坐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滔天罪行。這是當年深受學界和公眾關注的出版物之一，海內外媒體對章先生關于南京大屠殺罪證的重大發現給予充分報道。章先生早在美國期間就積極參與當地華人、華僑組織的“對日索賠會”(后更名為“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的各種活動，回國后更是應邀到各地演講，“讓事實說話”，以此抨擊日本右翼分子抹殺南京大屠殺的企圖，捍衛歷史尊嚴，呼喚人類良知。章先生的研究及吶喊，讓“貝德士文獻”從默默無聞到轟動世界。此后，章先生利用“貝德士文獻”及耶魯所藏其他傳教士檔案，出版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著作。這也是章先生主張“參與史學”理念的又一生動案例。
章先生還注意到，“貝德士文獻”也記載了傳教士在其他淪陷區或自由區做的難民保護、醫療服務、傷兵救護、慈善救濟等大量類似在南京的工作。他引用貝德士在1947年撰寫的《差會與遠東文化的關系》，指出這些救濟工作得到了宋美齡及國民政府的肯定，并因此改變了基督教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而作為親歷者的貝德士也指出：“傳教士在最黑暗的時期留下來并服務中國，由此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認可，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并在各種公開的頌詞中獲得贊賞，而今這有利于作出歷史性的解釋來消除后期對傳教士的譴責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币虼�，抗戰時期的政教關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這也讓貝德士對戰后基督教的發展充滿期待。但他仍然保持清醒的頭腦，指出雖然條件如此有利，但也有危險，即“過分認同這個蔣介石領導下的國家與政府”。由此可見，章先生關于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的研究，如果放在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框架中會有更深的涵義。
按章先生自己的說法，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資料的系統搜集，只是他檢閱“貝德士文獻”的“副產品”，他關注的重點是教會大學史和基督教史。出于研究工作的通盤考慮，章先生在美期間撰寫的教會大學史論文只有兩篇�！吨袊虝髮W的歷史命運——以貝德士文獻為實證》是先生“研究教會史的處女作”，用英文寫就，1991年提交給耶魯大學舉辦的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研討會，后以中文在海內外發表。另外一篇《教會大學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政治》，則是為1991年春在弗吉尼亞大學舉辦的漢學會議提交的論文。這兩篇文章是章先生研究教會大學史的代表作�！吨袊虝髮W的歷史命運》一文對近百年來教會大學在中國大陸產生、發展、消亡的過程做了客觀的宏觀歷史考察，不僅探索其宗教功能與教育功能在不同階段此消彼長的軌跡，而且闡明其逐步走向專業化、世俗化、本土化的總趨勢。先生認為，教會大學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曾經順應世界與中國的發展潮流，多方面調適自己以求應對民族主義的挑戰，在極其艱難的歲月中贏得令人矚目的輝煌業績。但至50年代初，中國教會大學走向消亡，既有外在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同時也有自己內在的難以克服的弱點，其中包含著許多我們至今仍應認真對待的經驗教訓�！督虝髮W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政治》一文將教會大學的發展變化放在歷史主流中去考察，即當時由非基督教運動、五卅及北伐匯合而成的民族主義浪潮，發現此次反基督教運動終究沒有成為義和團運動的再版，教會大學在中國不僅沒有遭受致命挫折，反而逐漸呈現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態勢。
章先生回國后利用“貝德士文獻”先后發表了十多篇專題論文，如《巨大的流產——貝德士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貝德士與金陵大學》《“南京幫”的故事——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東亞基督教的西方詮釋——評貝德士〈差會與遠東文化的關系〉》等。此外，章先生對韋卓民、容閎、陶行知、陳裕光等著名基督徒的研究，在會議報告和發表后都引起學界矚目。這些文章連同章先生在各種場合的講演、為其他著作寫的序跋等匯編成一本文集，即《傳播與植根——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論集》，在2005年出版。先生還把直接研究“貝德士文獻”的6篇論文編成集子，以《貝德士文獻研究》為題，先后在臺灣和大陸出版，在海峽兩岸學術界也都有熱烈的反饋，成為當時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熱門話題。
在《巨大的流產——貝德士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一文中，章先生把貝德士遺稿與賴德烈著作予以比較，總結出如下三個特點：(1)時間延伸了二十多年(1926—1950年)；(2)參考與征引的資料，無論種類、數量還是史料價值，都遠遠超過賴著；(3)不僅在主觀上而且在實際上相當重視“中國因素”，即貝德士所說的，“更為重要的是適當了解中國的背景與人文環境，或者是基督徒生活、工作于其間的事實。這種中國的人文及整個環境，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基督教事業的各種問題，不僅是對抗，而且是持續影響，有時竟壓倒了有形的差會與教會。它是巨大的、復雜的、多變的”�？傊�，在章先生看來，貝德士的研究不僅是賴德烈工作的繼續，而且“有所擴充、有所延展、有所革新、有所超越”。
在貝德士在給費正清的信中，章先生發現了貝氏研究中國基督教史的一些理念，其中有兩點很值得一提。第一，貝德士認為“不要太集中于研究19世紀的早期新教差會，而對20世紀的差會活動極少涉及�？梢钥隙�，1890年以后差會在范圍和影響上都遠遠超過以往”。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他把研究時段確定為“1890—1950年”的思想根源(后來調整到1900—1950年)。需要補充的是，貝德士強調“近代”這個時間段，這與他的老師賴德烈研究中國乃至世界基督教史的理念是一致的。賴德烈主張不要過多研究基督教的早期，而是要重視“最近的過去”，因為在19世紀和20世紀前半期，基督教對世界的改造是巨大的，是所謂“革命時代”。這一觀察運用于中國歷史也是適用的。
第二，貝德士重視宏觀研究，視野寬闊。他諷刺有些就事論事的小題目論文，“幾乎成了一個世紀龐雜而變幻的背景中的地方快照”。這個“地方快照”，和我們今天所說的研究“碎片化”相似。當然，貝德士并不完全否定“地方快照”，而是希望“把快照置于一個更廣闊的背景里和更長的時間范圍內”。他說：“我總是試圖從整體上來理解基督教事業，包括它與中國社會及文化的關系。這使我十分反感某些世俗的歷史學者和社會科學學者對史實生吞活剝，以漠然而消極的態度從整體的史實中取出一些零碎的內容編成較為圓通的歷史�！敝灰獮g覽貝德士按時間段擬定的寫作大綱，每個階段他都要先講基督徒奮進的國內甚至國際環境、社會背景，強調教會與社會的互動，這足以幫助我們理解貝德士的研究取向。賴德烈也曾把社會的維度稱之為“環境的影響”，而且是雙向的：環境影響著教會，教會也影響著環境。由此，貝德士認為討論傳教士的影響不能局限于信徒，還要關注為數眾多的教會機構如學校、醫院中的非信徒們，他們通過觀察和親身接觸傳教士，通過《圣經》和與宗教教育有關的文學作品，也都會受到傳教士的影響。
在章先生看來，貝德士“那些零碎片斷的備忘錄中，記錄了他有關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許多深刻理念；如果把這些理論與他多次起草并不斷修訂的提綱(雖然并非完整)與部分書稿結合起來研究，不難發現他對1900至1950年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社會活動史的總體構思。其視野之廣闊、觀察之細微與態度之嚴謹，都足以對我們有所啟發”。另外，他多年勤奮搜集積累的大量資料，以及他所做的摘錄、索引，特別是他費多年考索之功編制的《中國基督徒名錄》，都可以為后來研究者提供諸多線索。
也有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年輕時曾經做過貝德士助手的美國知名神學家魏克利教授(Philip L. Wickeri)認為，貝德士的寫作是面向普通讀者，而不是服務學者和學術界的，其目的是建立對中國新教基督教的豐富知識，以便對教會和未來的歷史學家有用。他還認為貝德士效仿了他的老師賴德烈，對講故事式的編年史感興趣，而沒有對這些事件背后的思想和利益進行深入的神學或其他分析。在魏克利看來，從貝德士的寫作到現在(2019)已經40多年了，“他講過的很多東西，無論是資料來源還是解釋都已過時”。這點或許可以商榷。關于貝德士效仿賴德烈只會做編年史而不加解釋分析的批評，當年也有學者批評賴德烈的“作品并沒有對中國歷史的力量進行任何特別深刻的解釋”，貝德士在書評中是這樣為賴德烈辯護的：“他的很多解釋悄悄隱藏在選擇和陳述的過程中�！边@句話同樣可以用來解釋貝德士的寫作風格。
貝德士當時所閱讀的書刊如《教務雜志》《差會年鑒》等，雖然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已較為容易獲取，但貝德士所做的摘錄和分析對后來學者仍有啟發。舉例言之，貝德士考察了1922—1937年基督教的醫院、學校等機構社會服務的增長，以說明基督教事業在這一時期得到很大拓展。但他又對當時中國的主流期刊《東方雜志》予以考察，發現該雜志從1923年到1938年沒有刊登關于基督教的任何文章。他因此提醒我們，不要夸大基督教在中國國民生活中的地位。類似這樣睿智的論點，在貝德士遺稿中處處可見。
當年還是協和神學院學生的孟心湉(Cynthia McLean)，在魏廉士的指導下，通讀了貝德士遺稿，并按照貝氏意圖，盡可能直接采用貝氏的語言、段落和文風，于1984年編輯成《貝德士手稿選輯》，以油印本形式公開發行。這樣即使沒有機會閱讀貝德士3000多頁手稿的讀者，也可以窺見“真正的貝德士”，了解他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概貌。在章先生的建議下，《貝德士手稿選輯》已譯成中文出版。
總之，正如章先生所言，作為貝德士最重要的遺產，這部手稿值得我們細細閱讀，不僅可以獲得知識，更可以得到啟示，獲取研究的種種線索。
四、“走出中國近代史”
香港《星島日報》一位記者曾言：“章開沅一生充滿偶然�！钡拇_，中國教會大學史和基督教史的研究對章先生而言也不例外。先生出生于蕪湖一個民族實業家的大家庭，家人信仰多是佛教或道教，按章先生的說法“迷信的成分”更多一些。但他小學畢業后進了蕪湖當地最好的萃文中學，這是美國來復會和基督會合辦的教會中學。只上了不到一個月，他便隨著父母逃難到大西南了。戰后章先生在教會辦的金陵大學度過兩年多的時光，參加革命后又在前身屬教會大學的華中師范學院(大學)工作一輩子，并一度擔任校長。這些經歷也算是章先生與教會大學有前緣。但如果沒有1985年劉子健教授等人的建議，章先生大概不會主動開啟這個研究。那在這些“偶然”因素外，有無“必然”的因素呢？如果從章先生很早就提倡的“走出中國近代史”的學術思想出發，也許會發現這種“必然”。
“走出中國近代史”是2001年章先生給《近代史學刊》寫發刊詞時提出的。但往前溯源，這一想法早在1984年先生討論如何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時就已提出。概括說，這一思想就是要“上下延伸”和“橫向會通”：“上下延伸”是指歷史的前后，強調連續性問題；而“橫向會通”的涵義則廣泛、復雜得多，包括近代中西社會結構(包括經濟、階級、意識形態諸方面)的比較研究、專題研究，以及章先生特別提到的宗教史研究。章先生當時已明確指出，辛亥革命研究中關于宗教的內容“眼下仍側重于佛教，而且大多屬于佛學范圍，還說不上是完整的宗教史�！嘘P近代西方傳教士的活動已有專著，但具體到辛亥革命時期外國教會、教士的政治動向及其對本國政府政策、社會輿論的影響，至今還缺少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這一思想擴展到整個近代史，就成為章先生所主張的“走出中國近代史”。章先生認為，西方傳教士來華興教會辦學校，目的當然是為了“化中國”，亦即使中國“基督化”，但結果更為明顯的卻是自身的“中國化”。從“化中國”到“中國化”，并非“人事天心兩相違”，而是作為“中國化”主體的中國確實也在變化中：“這個中國早已不是漢唐盛世原汁原味的傳統中國，中國已經帶有幾分羞辱、幾分勉強、幾分奮發地悄悄走向現代化。這個變化的驅動力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包括西方傳教士這樣或那樣的促進作用則是確定無疑的�！币虼�，章先生對教會大學史、中國基督教史的提倡與研究，在學術思想與方法層面，還帶有“走出中國近代史”的涵義。
費正清在1972年召開中美傳教士會議時曾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指出，近代來華傳教士曾是中國白話運動、現代教育、醫療與公共衛生、男女平等、作物改良、風俗變革的提倡者，通過基督教青年會及報刊出版，培育“少年中國”和新一代的愛國者和改革者，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做出了直接的貢獻，“雖然基督教不是1900年后的幾十年中激勵中國再生的唯一力量，但它無疑是一個主要因素”。因此，費正清呼吁，要了解傳教士為近代中國的興起和美國在東亞的政策真正做出了什么樣的貢獻，就必須對教會檔案進行研究。而當時不論是西方教會界還是中國學術界，都還沒有對這一議題給予足夠重視。
章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研究教會大學史時的想法原本較為簡單，“無非是想從文化史、教育史與現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借以彌補中國近現代史學術領域這塊空缺”。及至1990年章先生再次赴美，先后在普林斯頓、耶魯、加州(UCSD)等校任教并合作研究，尤其是深入“貝德士文獻”之后，這才深切感到，如果研究教會大學而不研究基督教，“就無異于研究某個歷史人物而不研究其思想根源，特別是其深層核心部分”。因此，章先生認為，必須把教會大學史的研究，延伸到包括傳教士、教會組織乃至神學教義的基督教史研究，這樣才能從空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把中國近代史置于更為綿長的多層次多向度的時間里和更為廣闊的多層次多維度的空間里，我們的研究才有可能進入一個更高的境界”。這或許可以解釋本文開頭提及章先生的話，“如果不研究在華傳教士，中國近代史就丟掉了一半”。費正清和章先生的觀點都說明了傳教士研究對理解近代中國的重要性。
為了推動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章先生回國后在華中師范大學創建了國內首家“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中心在魯斯基金會和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的支持下，開展了一系列研究，組織了多次國際學術會議，出版“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等叢書，建設資料室，購入美國長老會、圣公會、公理會，英國圣公會等許多大型教會檔案和期刊、書籍(縮微膠卷)，中心所藏基督教史研究文獻無論在種類和規模上都是海內外首屈一指的。中心于2001年成立“章開沅東西方文化交流學術基金”，設立講座，邀請了魯珍晞、白吉爾、巴斯蒂、鐘鳴旦、梁元生、王國斌、王成勉、柯白、狄德滿、周錫瑞、裴宜理等海內外一流學者擔任講座教授，還連續舉辦多期“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暑期班”和“青年學者論壇”。研究中心成立20多年來，已成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中外學術交流平臺。
中國大陸基督教史研究的勃興，引起了海外學者的注意。臺灣林治平教授在一次國際研討會中戲稱這種現象為“從險學到顯學”，但章先生對此有清醒的判斷。他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主題發言中說：“我的虎弟林教授說基督教研究已從‘險學’進到‘顯學’，只是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中國基督教研究在目前的情勢中，依然限制重重、困難甚多，離顯學還有一大段路要走�！币虼�，章先生通過發表、出版和公開演講，不僅是對學術界，而且也面對社會公眾，宣講他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心得，希望公眾能理解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宗教歷史、宗教文化的價值，以挽救人類精神文明的缺失。綜合起來，筆者認為章先生有如下三點深刻的認識，值得學術界、宗教界和社會公眾認真思考。
第一，章先生認為，基督教如同任何其他歷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樣，“本來就不專屬于某一國家或某一民族。它向全球傳布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移植于一個一個新的文化環境的過程；而教會人士夢寐以求的非基督教國家或地區的‘基督化’，實際上也包含著基督教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本土化”。自近代基督教入華，已有不少傳教士把“三自教會”(自治、自傳、自養)的發展作為自己的理念與目標。到20世紀20年代，在民族主義浪潮的推動下，基督教本土化的進程加快，在教會與神學兩方面都已取得有目共睹的進展。因此，章先生主張，對于如此長期存在、信徒眾多而且影響相當深遠的基督教，再也不能籠統地稱之為“外來宗教”了。章先生特別欣賞華中大學老校長韋卓民在1945年的著名演講“植根基督教會于中國土壤”中提出的本土化路徑：“用另外一種文化來解釋基督教的教義和組織，重要的事情就是首先必須進入這種文化……我們盡可能進入中國文化、社會、各種宗教和知識傳統的精神，看看有沒有和基督教對生命的看法氣味相投之處，或者那里可以找到一種不致觸犯中國人的中介，用以向中國人介紹基督教的教義和機構�！碑斎�，先生也提示教會“不必自嘆生不逢辰，因為外來宗教在中國社會土壤上真正落戶必然需要幾個世紀以上的艱苦的努力”。
第二，章先生認為，我們所講的中國傳統文化或中華文化，其中理應包括業已在相當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教文化�；浇躺駥W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與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的神學一樣，都是世代流傳而且不斷發展豐富的寶貴人類文化遺產，其中固然有許多陳舊的糟粕，但同時也保存著許多終極關懷的哲理與追求至善的理想。章先生認為，“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者又理應懂得宗教的產生與流傳至今的原因(包括自然的、社會的與認知的)，應該采取科學的、理解的乃至比較寬容的態度來對待宗教”。
第三，章先生提出加強宗教和宗教文化研究，不僅可以借此汲取傳統文化的營養，而且有助于宗教自身正常的、健康的、趨向高品位的發展，使宗教與社會保持良性的互動關系。先生認為，宗教問題要比民族問題更為復雜，因為它更多地涉及人類的認知領域，“科學主義的偏失在于過分夸大了科學認知的能力，甚至對科學認知的局限視若無睹，而正是此種局限給宗教留下了并非狹窄的繼續存在與發展的空間”。先生甚至斷言，宗教的角色與功能可能在某個時期或某個地區有所淡化，但是在幾個世紀乃至十幾個世紀以內卻絕不會消失。先生觀察到當今世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物欲橫流與精神文明的缺失，因此，亟需補救精神文明，特別是人文精神的重建，而“宗教文化的研究對此也會多少有所裨益”。
這三點體現了章先生研究教會大學史、中國基督教史的心得和宏闊視野，也蘊涵著章先生的學術追求和人生理想。章先生曾說自己是“審慎的樂觀主義者”，不是悲觀主義者，在挽救人類精神文明方面應該“有所作為”。因此，我們會看到晚年的章先生在多個場合面對不同的人群，從不同的角度，反復申論人類所面臨的危機和人類共同的任務，大聲疾呼“挽救人類自己”。他認為這不是東方或西方哪個國家或地區的事，而是要全球有識之士，“不分信仰、不分主義、不分黨派、不分國界，攜起手來，吸取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資源，來建設新的人類文明，來挽救全人類”。
這也正是章先生一貫主張的“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先生說：“面對當代人類文明的嚴重缺失，歷史學家不應該保持沉默，更不應該無所作為。我們必須和其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廣大科技專家中的有識之士一起，共同糾正現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學術精品，用自己的智慧與熱情，營造健康向上的使人類免于繼續沉淪的精神文明�！闭孪壬�2002年東西方文化交流基金首次講座致辭中說：“我們舉辦這個講座，目的就是為各個國家、各種文明提供一個平等、友好的對話平臺，通過交流為重建中國精神文明和世界精神文明略盡綿薄�！闭孪壬谘葜v中常常引用貝德士當年“給全球以和平，給人類以慈悲”的吶喊，以此來繼承老師的遺志。雖然他們的信仰、政治立場不同，一位是相信有神論的基督徒，一位是堅持無神論的歷史唯物主義者，但章先生曾言，一個真正的宗教徒和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在為世界大多數人謀幸福的終極關懷方面是一致的。誠哉斯言！
結 語
章先生晚年才開始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他感慨過去損失的時間已經太多，而剩下的時間未免太少。他寫道：“現在，我只能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貝德士文獻研究系列》之類，別無更宏大的抱負與規劃。但我內心深處卻抱持著一個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整體，用全人類和大史學的觀念和方法研究歷史，不斷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輕一代�！闭孪壬劇敦惖率课墨I研究系列》系列之一，即《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早已出版；系列之二(《從南京到紐約》)、之三(《貝德士傳》)，章先生都已寫了文章，但尚未成書。研究中心同仁正在努力，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完成章先生的遺愿，以告慰先生在天之靈。
在21世紀初，章先生也曾有過接續貝德士編纂“中華基督教史”的想法。他從貝德士身上得到一個教訓，認為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以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絕非個人所能單獨完成，必須集體分工，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比較圓滿地完成：“作為貝德士的學生，我希望現今的中國學者能夠在新的起點與新的水平上共同實現他未能完成的宏偉計劃�！睋P者所知，章先生所期待的計劃正在實現中，由陶飛亞和魏克利兩位教授主編、海內外十多位研究人員共同參與撰寫的《中國基督宗教史：一種跨文化視野》即將出版。
對貝德士和章先生學術歷程的簡要鉤沉，可以發現他們在史學思想、研究方法和學術品格方面有很多相通之處，如他們都強調近代的重要性，都重視原始資料的實證，重視研究基督教的現代性因素、基督教的本土化歷程，注重群體研究和社會環境互動，都有獨立的學術品格，都有超出世俗的學術追求與理想，都積極地用史學參與社會、影響社會。如果說有所不同，章先生在長期的史學實踐中形成了更寬闊的視野、更深遂的學術眼光，他以教會大學史和中國基督教史為路徑，走出中國近代史，又回歸、豐富了中國近代史。
他們也都是好老師，一生都在教書育人，愛生如己，待生如友。為滿足章先生對印第安民間文學的好奇心，貝德士還專門去美國新聞處和英國文化委員會幫忙辦理借書證。貝德士在金大30年，兢兢業業，甘為人梯，寧愿耽誤自己的時間去開設新課，培育了王繩祖、陳恭祿等一大批杰出史學家。章先生更是在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培育、影響了無數青年學生，有多人成為中國近代史學界的前沿學者。他在《歷史尋蹤》一文中寫道：“40多年來，無論課內課外，校內校外，國內國外，我為年輕一代歷史學者的成長，耗費了不少精力與時間，對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響，但我永遠無怨無悔，因為學術的小我只有匯入學術的大我才能進入永恒�！瓰樵炀颓嗄陮W者開路，為發展學術交流搭橋，這就是我的人生追求�！�
章先生晚年總結自己的學術生涯，說自己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把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國外的研究引入中國；二是讓國際上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走進中國，又讓中國的研究走向世界�！边@當然是先生的自謙。不過，由此可見教會大學史、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在晚年章先生心中的分量。章先生大學時代受教于貝德士，初入史學門，到晚年雖已是著名學者，仍勇于創新，再次追隨貝德士、研究貝德士，某種程度上像是完成了一個從“離異”到“回歸”的輪回。先生對“貝德士文獻”的研究，既是對以往主張的“走出中國近代史”的實踐，又為后學開辟出了一片新的研究領域。從貝德士到章開沅，兩代學者學脈綿延、薪火相傳，他們一生追求真理、不斷探索的學術創新精神，值得后人傳承弘揚。
原文刊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上大宗教與全球政治研究院
推薦到抽屜
網易微博
騰訊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36807號 技術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網絡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