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該讓2021年流逝而沒回憶教會兩道逢發布五十周年的社會訓導文獻：一道是保祿六世教宗頒布的《八十周年》（Octogesima adveniens）宗座公函，另一道是1971年世界主教會議閉幕文獻《世界正義》（La giustizia nel mondo）[1]。這兩道文獻固然因其所含價值而值得紀念，但基于它們與教宗方濟各及其倫理神學方面的重大貢獻之間的關系，尤值得一談。
1、1971年的時代背景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結束不久，保祿六世教宗即遵循若望二十三世教宗啟發梵二大公會議的路線，擔負起具體實踐大公會議指示的使命：讓教會與時俱進，使之更妥適地履行其使命。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教會面對著兩大挑戰：一個是“現代化”，它讓教會直到那時代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遭到質疑；另一個是“世界的貧窮”，這更令人無法接受，因為在全球經濟普遍復蘇中，仍有許多國家民族在擺脫殖民統治之后所期待的發展落了空。
現代化的挑戰在經濟較發展的西方尤其令人擔憂。梵二大公會議兩道有關教會的文獻，即《教會憲章》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給教會奠定了在當代社會中全新的自處之道，接受了非宗教社會和非宗教國家政體的原則。這個原則問題在最近兩個世紀以來使得教會與社會彼此根深蒂固的關系變得復雜�！栋耸苣辍穂2]宗座公函無異是教會向前邁的一大步，因為它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為基督徒在多元社會中的臨在敞開了新的視野。
在梵二大公會議進行中，世界貧窮的問題并沒有吸引與會者特別的注意，那些來自所謂的第三世界的主教們留意到這個現象。然而保祿六世教宗從1967年起便以他那道有關發展的《民族發展》（Populorum Progressio）通諭撫平了這個鴻溝。這道通諭超越了教會之前所有社會訓導專注于工業化社會的問題和對比資本主義與社會集體主義制度的傾向，，從而開啟了教會新的官方社會訓導路線。
一年后在哥倫比亞麥德林（Medellin）召開的拉丁美洲主教會議，其目標就在把梵二大公會議的指示應用在飽受不平等和不正義折磨的拉丁美洲。保祿六世教宗使世界主教會議體制恢復正常運作后[3]，于1971所而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主教常規會議，就是要把麥德林會議所討論的不平等和不正義問題提到普世教會層面來反省。
2、《八十周年》宗座公函：教會，政治及分辨
保祿六世教宗為了紀念1891年良十三世教宗頒布《新事》通諭八十年而發表的《八十周年》公函，其所涉及的領域背景與1891年代的極為不同。他以嶄新的方式處理基督信徒所生活的政治新環境。他朝梵二大公會議所標識出的現世事務自主的道路方向前行。保祿六世以其豐厚的人文修養、對現代世界的關懷以及深刻意識到必須與當代世界建立對話橋梁的情懷，使得他的公函論據更為豐富。
《八十周年》公函從現代社會多元主義出發，重新思考教會在如此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謂多元主義就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共存。這些意識形態，暫不予以置評，被界定為“對人和社會的本質、來源及終向的基本信念” （《八十周年》公函25號）�！懊裰髡巍北灰暈樽钸m于組織多元社會的方式，因為它回應“平等…和參與的期望”（公函22號），這個期望乃是多元主義的特征。至于保祿六世教宗，他認為民主政治的關鍵在于擬出社會和平共存之道，由一個合法的政權來厘定社會計劃，但政權不得強置自己的意識形態。
一個國家的政府知道謹守在自己的權限內而不侵犯到國民的基本信念，這是不容易達致的平衡，卻給不同意識形態的人生觀、包括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敞開了彼此融合的空間。社會多元主義接納宗教和非宗教的世界觀。如此復雜的事態需要找到奠定社會和平共存的方式，在這樣的共存中不同信念的人都能夠在彼此尊重中發展自己。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植根于此。
當然，教會在過去許多世紀和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所遵循的是另一種模式，即宗教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教會對個人和社會生活都享有公認的道德權威。但為現代社會，這種模式已經不被接受。教會與現代社會產生的沖突，至少從十八世紀以來，已凸顯彼此關系的困難。梵二大公會議不但承認教會過去的要求如今再也不可能，而且以某種膽識和希望面對挑戰的后果，此亦即：身處新時代，教會如何能執行它傳播福音的使命？教會絕不能放棄這個使命，但可以重新考慮實踐的方式。梵二大公會議肩負的就是這個巨大的任務，即使至今仍沒能完全解決問題�！栋耸苣辍纷谧谶@方面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它對政治和民主持著積極和較為信任的態度。
接踵而來的是一個關鍵問題：基督信徒在此新社會環境中，尤其在具體地締造民主社會方面該扮演什么角色？直到那個時代，教會仍宣稱基督信仰無法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形式的社會主義相容。兩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良十三世教宗與自由主義保持距離，而比約十一世教宗對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亦采取同樣的立場。因此，為基督信徒只剩下兩個選擇，最徹底的就是不參與政治生活；再不然就是根據自己的傳統開辟一個屬于自己的特定空間。后者就是基督民主黨（Democrazia Cristiana）開辟的路線，它走過極為不同的時段，其中某些時段還遭到教會當局嚴厲的批評。
那么《八十周年》公函所提出的是什么方向呢？這道公函在不否認意識形態不相容的前提下（參見公函26號），敞開了一扇新門，即分辨“意識形態”和“歷史運動”之別（參見公函30號）。前者觀念封閉，牢不可破；后者雖然出自前者，但具有適應時空而改變的彈性�；叫磐奖仨毧紤]的就是這樣的特殊條件，以便分辨他們在如此具體的環境中該有何種程度的作為。保祿六世教宗深入分析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之與基督信仰不相容的原因（參見公函26號），進而檢討社會主義（參見公函31號）和自由主義（參見公函35號）的歷史運動，從而要求基督信徒“審慎分辨”。但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運動保祿六世教宗較為謹慎，即使他未曾排除任何與馬克思主義運動進行某種形式合作的余地（參見公函32-34號）。
現在我們就來談第一次出現在一道教會社會訓導文獻中的“分辨”這個名詞。這個名詞不僅被使用在我們引據的、涉及原則上不排除與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進行合作的行文中，其重要性已先出現在《八十周年》公函的引言里。在那里保祿六世教宗指出：對世界種種如此不同的局勢，教會難以“一言以蓋之或提出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解決之道”（公函4號）。也因此，教宗邀請教友團體根據福音和“教會的社會教導”（insegnamento sociale della Chiesa）來分析具體的時局。保祿六世教宗在此處避免使用教會傳統慣用的“社會訓導”（dottrina sociale），所以他要求讓教友們自己去分辨“該做的選擇和該采取的行動”（同上）。
教宗這項分辨的呼吁具有深刻的意義，我們不能忽略，因為他相信基督信徒有能力肩負起責任，而不是僅限于墨守成規。教會當局不會失落其職責功能，但《八十周年》公函緩和了教會以往過于強調唯教義是從的態度，更注重牧靈方面的引導，敦促教友團體主動對時局世態進行分辨。
尤有甚者，教宗的如此看法更豐富了教會的社會訓導，因為他不但沒有把社會訓導凝縮成教會當局制訂出來的一套生硬教義體系，反而敞開了它，使之更具參與性。根據教會立場的這個改變，我們相信沒有誤判梵二大公會議所宣認的天主子民的教會學已經活躍起來。這樣的教會學在區分教會內部成員的不同職分之前，已先強調了教會全體成員共同的使命。
《八十周年》宗座公函雖然沒有以通諭的性質呈現于世，卻闡述了梵二大公會議偉大的先知先覺。我們應該感激保祿六世教宗這道公函的四大貢獻：對政治具體與樂觀的見解；提供基督信徒問政參政的新途徑；敢于打造更具參與性的教會生活；對教友信仰的成熟度更具信心。
3、1971年的世界主教會議：正義與教會的使命
《八十周年》宗座公函于1971年3月14日公布。幾個月后，9月30日，世界主教會議第二屆常規會議揭幕[4]。這屆會議的兩個主題雖然性質極為不同，但在那個年代卻非常重要：公務司祭職與世界正義。這兩個主題是1969年世界主教會議特別會議建議的。在此我們不探討選擇第一個主題“公務司祭職”的原因。選擇第二個主題則是為了回應南半球各地教會的渴望，這些教會為許多人民的失望沮喪請愿，這些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舉世全面發展中，原以為自己也終于有了真正發展的機會，豈知他們的期望正走向幻滅。再者，他們越來越意識到世界新秩序正在衍生新的不正義：經濟發展并沒有如所應該的加惠眾人，反而使利益更集中在少數者手中，導致更大貧富差距。簡言之，似乎少數人的發展造成多數人的貧窮落后。
在這次世界主教會議的討論中，主教們表達了三個愿望：第一，會議應彰顯教會的先知精神；第二，應認清教會為正義作證的使命；第三，應深入體認教會主持正義的角色。這屆世界主教會議以通過草擬一份有關的文件做結束，但要求盡快擬定該文件，因為會議有關司祭職這另一個主題的研討時間比預定的更長[5]。
這屆世界主教會議在接到堆積如山的申訴之后，為了安排議程而決定議事的對象只集中在國際性的不正義。但僅這方面的問題已讓與會教長們清晰地聽到“那些遭受暴力侵犯和不正義體制蹂躪的人民發出的強烈哀嚎”，同時意識到“教會臨在世界中，向窮人宣報喜訊、向受壓迫者宣告釋放、向哀痛者宣講喜樂的使命圣召”（《世界正義》5號，引言）。
僅閱讀這幾句話，我們即已感受到這份文件的風格語調與教會其他有關社會問題的官方文件有別。同樣的先知性語調也出現在我們以為是整個文件中最重要的、肯定教會使命的段落中：“我們明顯看到，為正義而行動以及參與改變世界乃是福音宣講的建設性特征，亦即教會使人類脫離任何壓迫的局勢、獲得解救的使命”（《世界正義》6號）。
為正義而行動乃教會使命的“要素性特征”，這樣的定義在教會以往相關文件中未曾見過。主教會議與會的某些教長為此欣喜望外，另有些則抱著懷疑的態度。事實上，定義中的“要素性”這個名詞曾引起廣泛的議論。且不論采用其他什么婉轉的用語，“要素性”這個詞匯毫無疑問有其無可爭論的特征：不努力促進正義，就不會有真正且完整的福傳[6]。
這句話，就如我們在談論《八十周年》公函時指出的，應依照梵二大公會議教會學的角度來解讀。根據這個教會學，促進正義的使命不單是圣職人員的職責，一如一向所認為的，而是整個教會的職責。如此才能夠更妥善地認同教會為世界正義奮斗的價值。以正義之名基督信徒可與其他國民和團體往來接觸，同那些與基督信仰觀點不盡相同的意識形態進行對比。
由于確立《世界正義》這道文獻所肯定的中心要旨乃屬必要，所以我們宜遵循圣經進行扼要但密集的反省，目的在于建構一個該牢記的概念：“以信仰的眼光所透視的當今世界局勢，召喚我們深切體認基督信仰的真諦和它的迫切要求，好能回歸這個信仰訊息的本質”（《世界正義》II，35號）。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見地，它承認與現實接觸足以幫助我們發現基督信仰訊息的真諦，這個真諦乃是教會為履行其使命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泉源。
這道文獻又明確指出教會使命中的哪部分屬于整個教會，而哪部分才屬于教會內部特定的成員。教會既是“宗教信仰和圣統的團體”，其職責不是給世界問題提供具體解決之道，而是要維護并促進人性尊嚴和基本權利。的確，不正義總導致侵犯這些權利。教會成員既然是“公民社會的一份子”，他們有“如同其他國民一樣的權利和義務締造公益”（《世界正義》II，38）�；叫磐讲坏陨鐣�，更以負有教會使命的身份參與締造公益。
從以上所說的已經顯示這道文獻的重要性，但我們還要提出其中兩個要點。第一個，文獻至少從兩方面不斷強調教會的見證；教會既透過許多成員的行動，又經由對內部成員權利的尊重來作證（《世界正義》III）。第二個，文獻中我們看到一個很具創意又具先導性、攸關發展權利的聲明。這個權利被定義為“所有基本人權彼此間的活力交融為用；而那些基本人權乃是個人和國家的期望賴以建立的基礎”（《世界正義》15號）。十五年后，1986年聯合國大會即以此為對象隆重發表發展權利宣言[7]。值得一提的是，保祿六世教宗早在他的《民族發展》通諭中已定義真正的發展乃是“每個人和眾人都能從不很人性的處境進入更具人性條件的過渡”（民族發展20號）。
4、從1971至2021年
上述兩道文獻公布至今已五十年。我們特地烘托出它們對教會社會傳統教導的重大貢獻。然而，這些貢獻和進步受到之后各有關文獻實際的采納嗎？答復是肯定的。后續相關的文獻無疑接納了它們，但沒有以眾所期待的應有力度予以重視。
首先，世界主教會議文件所闡明的很快便激起理論上的疑惑和實際執行上的困難：有人覺得這樣的思想難道不會把教會的使命縮減為僅在促進世界的正義嗎？而那些接近革命運動的團體和個人的態度難道不是走得太過頭了嗎？其實，在這喧囂紛亂的年代產生類似的問題并不足為奇。然而在今天看來，我們可以說這些問題也正顯示教會的生命力，但從一開始教會就并不握有回應實際需要的切確方法。
無論如何，這些困難促使保祿六世教宗決定接下來一屆世界主教會議的主題為傳播福音。之所以選擇這個主題，用意乃在將傳播福音作為一個門框，然后把締造一個更合乎正義的世界的任務置入框內。1974年那屆世界主教會議所討論的以及會后保祿六世教宗所頒布的《在新世界中傳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勸諭，不但再次明確肯定傳播福音的使命乃教會的特質[8]，同時也明示促進人的發展與基督信仰所宣講的得救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自就職起，即極度關切教義方面的事務，他的關切展現在他所頒布的社會議題文獻中。在這些文獻里他特別提到資本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的傳統沖突，這些沖突早已明列在他的幾位前任教宗公布的文獻中。這可以從他兩道偉大的社會通諭，即《論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和《百周年》（Centesimus annus）兩通諭中得到證實。同樣的關切也隱含在他專為論述各民族發展的《論社會事務的關懷》（Sollicitudo rei socialis）通諭中。
本篤十六世教宗也以教義、特別是神學上的貢獻著稱。沒有任何一位教宗能像他那樣，能夠在信仰天主和人的真諦這兩大真理中探求教會社會思想的根源。只要觀察到呈現在他《真理中的愛德》（Caritas in veritate）通諭中的那些直覺便一目了然。偉大神學家如若瑟·拉青格者，他的天賦秉性流露在他作為本篤十六世教宗的訓導中，啟發了他主要著作的思想。
在這兩位致力于教會訓導，也就是著重于來自天主并以之光照每個人的真理的教宗之后，教會牧靈的愿景重新展露在教宗方濟各身上。在他的著作中，梵二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所推動的牧靈觀點再次出現，而牧靈這個名詞也曾引起不少批評。我們或許可以簡單地說：若望保祿二世和本篤十六世兩位教宗比較注意“什么”，而教宗方濟各則側重于“如何”；前兩位教宗比較傾向于演繹法，現任教宗則喜歡歸納法[9]。
若望·保祿二世和本篤十六世兩位教宗最重要的文件很少涉及我們正在談論的1971年那兩份文獻。同樣地，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所要、并在他去世后才問世的《教會社會訓導概要》（Compendio della dottrina sociale della Chiesa）亦如此。這部書反映了這位教宗的社會思想。
教宗方濟各就任后他的走向又不同了：他頒布的《福音的喜樂》（Evangelii gaudium）勸諭[10]對1971年世界主教會議發出了共鳴。這道文獻被視為這位教宗領導普世教會的綱領；而《八十周年》公函所提出的理念也重新出現在《愛的喜樂》（Amoris laetitia）通諭[11]中，即使這道通諭談論的與《八十周年》公函所強調的主題有相當的差別。
5、教宗方濟各：從1971年的世界主教會議到《福音的喜樂》
“教會的使命”與“提升人的價值和改變社會”之間的密切關系在教宗方濟各的《福音的喜樂》勸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道勸諭是教宗方濟各為總結本篤十六世教宗任內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的討論而頒布的，那屆會議的主題是《為傳播基督信仰的新福傳》。毫無疑問，這道新勸諭顯示了其不但與1971年世界主教會議文獻的思想一致，也與1975年世界主教會議的《在新世界中傳播福音》勸諭的思想吻合。這樣的吻合并不僅出現在這幾道文獻的標題上而已：《福音的喜樂》援引保祿六世教宗的勸諭達十三次之多，而且出現在極為不同的行文段落中。這讓我們相信保祿六世的勸諭提供給教宗方濟各編寫整部《福音的喜樂》的靈感。在諸多援引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出現在第四章以“福傳的社會層面”為標題的那部分。
當然，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曾推動新福傳的工作方案，但他強調的是“新”。本篤十六世教宗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同樣也以新福傳為要旨。然而，我們并沒有在這兩位教宗推動的新福傳中發現教宗方濟各如今強調的傳播福音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陡Ｒ舻南矘贰穭裰I第四章開頭便聲明“傳播福音使天主的國體現在我們的世界里”（勸諭176號）；更在提及《在新世界中傳播福音》之后強調：要是社會方面的事務“沒有得到應有的強調，就有損及福傳使命真正和完整意義的危險”（同上）[12]。教宗方濟各意在強調兩個特別迫切的社會問題，即把窮人納入社會問題中，并推動和平及社會對話（參見《福音的喜樂》185號）。
要是我們把教會努力“將窮人納入社會事務層面”與《福音的喜樂》第二章“團體承諾的危機”所舉發的“排斥性的經濟”聯結在一起，即可以發現教會這項努力在《福音的喜樂》勸諭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這種排斥性的經濟不但剝削和壓迫窮人，也排斥他們（參見《福音的喜樂》53號）。這種立場上的對立清楚指出教會今天必須面對的是什么挑戰：在一個排他性的世界中接納窮人乃是教會的核心使命。因此，平信徒的使命正是“改變現世的諸種現況，好使人類的活動得蒙福音的改造”，以致“沒有人會感到被排除在關懷窮人和社會正義之外”（《福音的喜樂》201號）。為達致這個目標不但需要規劃出應急的配套方案，更需要“根本解決導致貧窮的結構性原因”（《福音的喜樂》202號）。
人民的呼喊獲得1971年的世界主教會議主教們非常大的共鳴，而今更重現在《福音的喜樂》行文中。這個呼喊催促教會和其成員肩負起責任，因為事關他們的身份和使命的基本面向。
6、教宗方濟各：從《八十周年》公函到《愛的喜樂》
雖然《福音的喜樂》勸諭多處提到“分辨”乃教友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找出自己具體承擔責任方式的方法[13]，但在《愛的喜樂》勸諭中“分辨”才顯出其重要性�！栋耸苣辍泛汀稅鄣南矘贰穬晌墨I所談論的固然彼此不相關，但兩者都談及分辨，所以我們對此不能等閑視之，因為分辨被視為在當今政治責任和婚姻議題如此復雜的世態中，活出基督信仰的關鍵。
《愛的喜樂》首先是對愛、對人性之愛和以信仰的眼光活出的愛的禮贊。但如此崇高的視野不能忽略人生展望前景所處的現實環境。這使得教宗方濟各不能不面對攸關教會生活的問題，例如許多男女成對生活在不正常關系中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此處我們無法涉入這些處境的細節，但教宗方濟各的愿景值得我們注意。這個愿景出現在《愛的喜樂》倒數第二章，它的標題非凡地表達了該章所概含的建議：“陪伴、分辨及人性脆弱的整合”。簡言之，為了解決實際問題的復雜性，普遍的規則雖然不失其價值，但單憑它是不夠的，更需要分辨（參見《愛的喜樂》304-306頁）。分辨意味著“細致地工作”，深入探求慈悲的天主期待具體的人在他具體的生活環境中該做的事。
教宗方濟各深知他開啟了一個教會內許多人并不以為然的孔道。為此他援引常因過度執著于法律規章而被遺忘的教會傳統教義的要點：切記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有關婚姻所提出的“漸進律”（參見《愛的喜樂》295號）；勿忘圣多瑪斯·阿奎那的教導，辨別一般性原則和這類原則應用在特殊事況時出現的出入（參見《愛的喜樂》304號）；重視國際神學委員會有關自然法的聲明（參見《愛的喜樂》305號）等等。
教宗方濟各知道他并非在提出一個新的教導，而在重新強調關心人性脆弱的方式。正如巴爾多祿茂·索爾杰（Bartolomeo Sorge）神父所說的：“教宗方濟各的新意不在與教會過去的訓導決裂，而在以天主的現實主義眼光進一步深入了解過去的訓導”[14]。
結論:承先啟后
我們所記念的這兩道頒布五十周年文獻的新意不能被低估。它們在保祿六世教宗竭盡全力推行梵二大公會議決議之下，終于將大公會議的偉大遠見具體地體現出來�！栋耸苣辍饭鸵允澜缯x為題的世界主教會議文獻大大增進了我們對教會使命的認識，例如基督信徒參與政治和為正義而奮斗的職責。這類使命直到那時尚鮮少為人所知。
五十年后，出現了闊步邁進的新機遇。如今已非1971年代，需要回應新時代的需要。教宗方濟各以他的感性和身為拉丁美洲耶穌會士的陶成經驗，終于找到了回應后梵二大公會議時代需要的論據。他認為教會的社會訓導并非一堆食古不化的訓誨，而是正視時代質問并在信仰滋養下不斷更新的教導。這個看法終于獲得肯定。
鑒于教會的社會訓導始終處在跟進時代需要的狀況中，教宗方濟各通過強調它的三個方面為使它更接近其目標：1）把社會訓導與宣講天國的福音緊密連結在一起；2）使社會訓導更為具體，更切合社會多元差異的事實，因為“事實比理念重要”；3）責成社會訓導以不斷研究和分辨的態度前行，因為時間優于空間�！对改闶苜濏灐泛汀侗娢坏苄帧穬傻劳ㄖI可以充分證實教宗方濟各的這股沖勁。
公教文明
【1】這兩道文獻的介紹是根據我們所寫的《Doctrina social de la Iglesia. Una aproximación histórica》一書, Madrid, Ediciones Paulinas, 1998, 397-457.
【2】《八十周年》宗座公函是保祿六世教宗為紀念《新事》通諭頒布八十周年而寫給圣座教友及正義與和平兩個委員會主席莫里斯·羅伊（Maurice Roy）樞機主教的。
【3】保祿六世教宗為了回應梵二大公會議與會教長們欲與教宗在普世教會牧靈工作上進行更密切合作的心愿要求，引據了教會古代的經驗，于1965年9月15日以頒布《宗座關懷》（Apostolica sollicitudo）手諭而創設了世界主教會議機構。
【4】參見 Sinodo mondiale dei vescovi, La giustizia nel mondo (GM), sulle nuove responsabilità della Chiesa nel campo della giustizia (30 settembre – 6 novembre 1971).
【5】這是最后一次由世界主教會議本身來通過會議結束文件。此后，主教會議選擇另一個方式，即將會議結論議案交由教宗從容審閱，撰寫一份會議結束文件。這個方式減少往后各屆世界主教會議與會者議程的壓力，得有更從容的時間討論議事。
【6】解釋這句話的意義也必須注意到拉丁文表達上的模棱兩可，以為它缺乏冠詞（dimensio constitutiva）。如果寫成（una dimensione costitutiva）應該更正確，一如其他語言采用的：該文件原始語言法語冠以不定冠詞（une dimension constitutive），西班牙同（una dimensión constitutiva），英語亦如是（a constitutive dimension）。至于意大利語則省略定冠詞“la”（come dimensione costitutiva），但其意義與使用不定冠詞“una”同。
【7】“發展權利乃不可剝奪的人權，因著這個權利每個人和各民族得合法參與、貢獻并受惠于經濟、文化、政治的發展。在發展權利中所有的人權和一切基本自由得以完全實現”（“發展權利宣言”1986年12月4日聯合國大會41/128號決議案第1條）。
【8】文獻清晰明確表達：“事實上，傳播福音乃教會的恩寵和圣召，是教會最貼切的身份。教會為傳播福音而存在”（《在新世界中傳播福音》14號）。
【9】參見M. Czerny – C. Barone, Fraternità segno dei tempi. Il magistero sociale di papa Francesco,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 Ed. Vaticana, 2021, 53-76.
【10】參見 Francesco, Esortazione apostolica Evangelii gaudium sull’annuncio del Vangelo nel mondo attuale, 24 novembre 2013.
【11】參見 Id., Esortazione apostolica Amoris laetitia sull’amore nella famiglia, 19 marzo 2016.
【12】參見 I. Camacho, «La moral social en “Evangelii gaudium”», in Corintios XIII, n. 149, 2014, 111-135; L. Lorenzetti, «La dimensione sociale dell’evangelizzazione», in Rivista di teologia morale 46 (2014) 31-37; G. Villagrán, «La dimensión social de “Evangelii Gaudium”», in Proyección 61 (2014) 177-194.
【13】參見 A. Villas Boas, «A dimensão social da evangelização na “Evangelii gaudium” e o discernimento da caridade», in Revista de Cultura Teológica, n. 84, 2014, 13-25.
【14】B. Sorge, «A proposito di alcune critiche recenti a papa Francesco», in Aggiornamenti Sociali 67 (2016)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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