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星堆文化在其繁榮時期可能曾是一個以祭祀活動象征國家權威、維系國家思想和組織統一的神權國家,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文化類型。以青銅神壇和雕像禮器為理想形式,以大型神廟為中心場所,以各種祭祀坑為最終結果,共同構成其祭祀活動的基本架構!皦、廟、坑”就是三星堆神權古國文明因素的一套典型“組合”!吧駲鄧摇笔侨嵌盐幕衿婷婷驳闹饕獌纫;“過度消耗”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早期絲綢之路”是三星堆文化豐富多彩的外部原因;“多元一體”是三星堆文明在中華文明中的歷史定位!叭绻麤]有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
三星堆遺址的古文化曾在此連續發展了兩千多年,經歷了距今4800~4000年左右的“三星堆一期文化”(遺址第一期)、距今4000~3200年左右的“三星堆文化”(遺址第二、三期)、距今3200~2600年左右的“十二橋文化”(遺址第四期)三個階段[1]。在“三星堆文化”時期的后半段,這里逐漸出現了一大批造型優美、內涵奇特的青銅人像、神像、禮器和祭品,以及眾多金器和玉石禮器,大多數學者認為它們可能是三星堆古人在祭祀天地萬物與祖先神靈時使用的神器和祭品,但對這些器物的內涵、作用、產生原因和使用方法,特別是它們最后埋入土坑之中的原因和含義,則有著各種不同的意見和推測。
我從三十年前開始綜合研究三星堆起就一直認為:三星堆文化繁榮時期曾經是一個“以祭祀活動象征國家權威、維系國家思想和組織統一”的神權國家,“這種以原始宗教進行統治的狀況,反映了古國的古樸面貌。原始宗教在遠古社會中曾具有其特殊的作用,一方面,人們用它來認識和解釋世界;另一方面,又通過這種信仰來組織社會、維系其特有的社會結構”!叭嵌堰z址發現了多處祭祀坑,各坑多為規整的長方形,整齊地擺放著祭祀活動使用的器具,將祭祀活動最后的狀態存留了下來。三星堆最精美最重要的文物,均出于祭祀坑中!保2]
近年來,我將研究重點轉移到探索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成因與價值方面,在紀念一、二號祭祀坑發掘三十年時約寫了兩篇文章之后,又喜逢在三星堆新發現發掘了6座大型祭祀坑,其間不斷有媒體報刊采訪約稿,幾年內連續撰寫發表了十多篇文章,形成了一些宏觀的看法;疽庖娍梢愿爬椋骸熬哂凶陨硖厣臀幕瘋鹘y的‘三星堆神權古國’,是出現神奇的三星堆文化的內在原因;而‘早期絲綢之路’所產生的廣泛文化交流,是三星堆文化面貌豐富多彩的外部原因!薄吧駲喙艊募漓牖顒又行氖侨嵌盐幕卣鳟a生的主要原因,過度的社會財富消耗是三星堆衰落的根本原由。神圣的信仰是它的精神主體、神奇的藝術是其表現形式、神秘的歷史是所產生的后果,共同造就了燦爛的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是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文化類型,具有其特定的歷史地位!保3]
這次三星堆新發掘的6座祭祀坑,不但采用了多學科的高科技手段展開大規?脊藕献,還通過大量電視直播和新聞報導,使廣大觀眾和學者都能第一時間來欣賞和研究這些稀世之寶,開創了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學史上嶄新的篇章。這些新發現可能進一步證明上述認識是有一定道理的,并通過新出土的一組奇異的“神壇”等重要文物,與“青關山一號大房子”可能是一座“神廟”、三星堆旁曾經存在一個“大型祭祀區”等新發現和新認識,進一步展現出三星堆古人進行祭祀活動的具體情景與主要場所,這有利于我們深入了解和研究三星堆時期人們的精神生活與信仰觀念。本文擬從一組奇妙的“神壇”入手,結合青關山大型“神廟”的結構與功能,和三星堆南側大型祭祀區眾多“祭祀坑”的形成過程,簡略探討三星堆祭祀活動的具體情況和基本架構,供大家研究參考。
一 神壇——三星堆人祭祀活動的理想形式
三星堆新發掘的6座祭祀坑和1986年發掘的2座祭祀坑中最奇特、最引人注目的文物,就是那些由人、獸、器物、建筑共同組合而成的“青銅神壇”與“頂壇人像”“頂尊人像”。
“頂壇銅人像”出土于三號坑中部,埋在象牙層下方,入坑前曾被打壞燒毀(圖一、圖二)[4]。人像的下半身殘缺,上半身飾卷云紋,濃眉大眼,高鼻闊口,莊嚴威武。頭戴辮索狀方冠,雙手托舉著頭頂上的一座多層“神壇”。神壇最下層,將六個飾卷云紋的三角形器相連,組成一個方形基座,三角形器尖端向上,用來表現“群山”。有一頭戴方冠、全身滿飾卷云紋的“神人”,正在施行法術,俯身從基座上的“群山”中穿行而過。神人昂首挺胸,雙手前伸握拳,雙腳彎曲上翹,姿態舒展優美。
“群山”狀的壇座之上,是一個方形平臺,側面共飾10個圓渦(太陽)紋。平臺上立著四根短圓柱,共同頂著一個碩大的“有領銅瑗”狀的圓形墊圈。墊層上面又密集地立著四根長長的細腰狀圓柱,每根立柱的側面,各有一條長長的游龍攀援而下,前爪已踩在從墊圈旁伸出的牛頭之上,表明這四根立柱或許就是可通天達地的“擎天柱”,它們分居于神壇四方,可能代表著傳說中支撐和溝通天地的“天之四維”。四根大立柱的頂上,共同托舉著一個圓盆狀物,再往上的部分已經殘缺,很可能還有一些表現“天上”或“神界”的其他物件,有待下一步的整理拼對和研究?v觀這座“頂壇銅人像”的整體內涵,它所表現的是要幫助神人靈獸通過祭壇上的神山和通天柱,實現升天和下地的目的,因此也可以直接稱之為“銅人托頂通天神壇”。這種“升天成仙”的精神追求,對蜀地漢畫中的“天門”信仰,乃至道教在四川的產生,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八號坑最新出土的一件曾被稱為“頂尊蛇身銅人像”的器物,造型與身世更為離奇,尤其是出土后發現它與二號坑出土的“鳥爪銅人像”下半身可以合為一件完整的神像,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議(圖三)。王仁湘在《快評三星堆·青銅鳥人神壇》中,將它命名為“青銅鳥人神壇”,結尾處著重從研究“鳥人”長著“獠牙”的特征入手,得出它“是又一座太陽神壇”的結論。王仁湘認為:“對史前中國藝術創意中的獠牙神面,大體可以得出這樣幾點印象:流行年代大約在距今8000~4000年前,在南北地區大范圍流行;獠牙構圖基本類似,上下各一對,下牙居內上牙居外,風格一脈相承。這樣看來,獠牙神在史前有大范圍、長時段認同,這可以確定是崇拜與信仰的認同。我曾以為商周神獸造型的通例,一般沒有帶獠牙的人面出現,甚至還以為‘三代再無人面獠牙神像’。這次三星堆的發現,修正了這樣的認識,當然還是覺得它延續的是更古老的傳統,與白陶表現太陽神一樣,鳥獸人合體,齜牙咧嘴,翔止自如,神性滿滿。三星堆這次發現的‘鳥人’,除了尖尖的獠牙,還有圓圓的縱目,這就是傳說中古老太陽神的造型。聳立的太陽神,似乎正高飛在空中,上面的尊中酒,下面的罍中玉與貝,是虔誠的奉獻。這不又是一座神壇么,明明就是又一座太陽神壇!保5]
我認為如果單純從器物的造型結構來完整描述,可以稱它為“罍上倒立頂尊鳥爪突目神人像”;而從“聳立的太陽神,似乎正高飛在空中,上面的尊中酒,下面的罍中玉與貝,是虔誠的奉獻。這不又是一座神壇么,明明就是又一座太陽神壇”的視角研究,將它簡略地定名為“青銅鳥人神壇”,則是從文化內涵的角度得出的一個很有見地的稱謂,并明確表述出了這座神像的主題思想。
最近對這件器物的具體介紹已經很多,這里不再贅述。關于這尊“罍上倒立頂尊鳥爪突目神人像”被分埋在兩座坑中的原因,我近日提出了一種初步設想:三星堆旁有6座大型祭祀坑中的器物,原來可能是擺放在“青關山F1”等大型“神廟”之中的,因特大瘟疫等原因造成大量人畜快速死亡時,人們便認為這些神器已經徹底“失靈”,就將它們從“神廟”搬至三星堆西南面的祭祀場地,先后進行了多次“燎祭”,再分別將打碎燒毀的器物埋在了6座祭祀坑中(詳后)。從二號坑出土的曾被定名為“鳥爪銅人像”銅器下半身腐蝕程度很低的情況來看,這一部分可能在神廟中時,就已經從身體上斷落下來了。其下半身可能在祭祀中曾被反復使用,導致表面光潔度很高(圖四)。上下半身被分放在神廟中的兩處,在最后進行的數次“燎祭”中,又被分為兩批進行燎祭,最終被埋在兩座不同的祭祀坑中。這種設想是否有一定道理,提出來供大家研究參考。
八號坑出土的另一個大型“青銅神壇”,結構更加復雜清晰,內容也更生動具體(圖五、圖一一)。王仁湘在《快評三星堆·神靈在高天》中說:“這尊神壇共3層,上部有神獸,下部是臺基,中間部分是一組銅人像。古蜀人精致的制作,還有完美的創意,再一次震撼了人們!保6]他在文中分別從四方壇、四力士、井架杠、四坐者、背罍婦、大神獸、跪獸者等七個方面,詳細介紹了神壇的具體情況,我很贊同。這里我再對各組人像的身份與神壇的功能,談些個人見解。
神壇下部為一座碩大的三層鏤空方壇,外面飾有卷云紋和獸面紋,說明它是一座能夠幫助祭祀者登高升空的祭壇。正方形壇面的十三座小型云臺之上,共有13個裝束與姿態各異的人像,他們分為四組,各司其職,正在共同舉辦一場盛大的祭祀儀式。壇面上主要表現的是四個力士,肩扛井架杠,將碩大的神獸抬起;有四個高冠華服的突目神人,端坐在四方云臺之上,正在施法助祭;壇面的四角,各有一個戴冠跪坐的人像持物陪祭(壇面上現存一個,另發現一個相同的散落人像);壇面正中央有一個渾圓的小丘,上面跪著一個身背銅罍的小人像,可能是神壇上的主要獻祭者。神壇上層是由四力士肩抬著的一頭健碩大神獸,背上有一跪騎的人像,雖然上半身已殘斷,但從神獸頸部殘存的銅絲繩索可以看出,此人正手握韁繩駕馭神獸準備飛升,從而表明他才是這場騎獸升天敬神的盛大祭祀活動中的主角。
這種表現完整祭祀活動場面的神壇,在三星堆祭祀坑中還發現了多座,其中以1986年在二號坑發現的“青銅神壇”最為典型(圖六)。經過修復復原,可以看出它的下層是由兩只地下怪獸共同承托著一個巨型圓圈,代表大地;中層由四個持物作法的巫師立人像支撐,代表人間;四位巫師頭頂著的四座三角形神山,代表上天;山頂之上,又支起一座正在舉行大型祭祀儀式的方形“神廟”,屋頂四方飾有人首鳥身的“圖騰”和鳳鳥,代表著天上的神界;“神廟”四周有20個跪祭人像,每面五人,雙手抱拳持物,正在進行虔誠的祭祀活動。整個“青銅神壇”共同表現出一種由天、地、人三界組成的完整宇宙形態,和一次盛大而神圣的祭祀活動場面,尤其突顯出了“神廟”在整個祭祀活動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7]。
三星堆祭祀坑中多次發現各種各樣的“青銅神壇”“頂壇人像”和大小不一的“頂尊跪祭人像”,以及由“青銅大立人像”“跪祭人像”“側跪人像”等大大小小眾多青銅人像所表現的祭祀場景,說明在三星堆古國時期曾廣泛存在通過設立“祭壇”來進行祭祀活動的重要文化現象。三星堆古人可能認為用這種設壇登高祭祀的方法,能夠使他們更接近于上天和神界,更便于向天上眾神、列祖列宗、萬物精靈表達崇敬,進行交流,因此,“祭壇”就成了他們進行祭祀活動時一種最為理想的形式。這些實物標本的完整形態和所表達的具體內涵到底都是什么,還有待深入細致地整理研究。其中二號坑出土的“祭祀圖玉邊璋”上刻畫的四幅畫面完全相同、內容詳盡具體的線刻“祭祀圖”,很可能為我們提供了他們在進行“天上”與“地上”、“神界”與“人間”、“祭祀者”與“被祭祀者”之間對話交流的完整場面(圖七)[8]。從目前的情況看,這些“青銅神壇”和“線刻祭祀圖”至少說明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當時可能經常是在室外設壇舉行各種祭祀活動;二是“神壇”具體表達出了三星堆古人豐富而奇異的世界觀和信仰觀念。
這些“神壇”與線刻“祭祀圖”的整體結構和活動情況,說明當時設壇舉行的祭祀活動可能主要是在室外的祭臺或高地上進行的,當時人們認為這樣能夠更接近上天,更方便溝通天地與人神!吧駢币话惴譃閴、壇面、壇上的祭祀者等幾個部分,通過壇上的神山、神殿、神柱、神人、神獸等神圣之物,使人能在“神壇”上直接與上天神靈和列祖列宗進行溝通與交流,表達出對神靈的崇敬和期望。即使是“青銅大立人像”等一些單獨建造的主持祭祀者,從他站立在由方臺、獸首、卷云紋墊層組成的基座看,也能表明他是站在“神壇”之上指揮整個祭祀活動的(圖八)。結合東城墻、西城墻上曾發現用土坯壘砌的建筑基礎,和月亮灣、倉包包等處城墻附近發現許多祭祀坑的情況,三星堆時期古城的城墻和高地,也可能曾是被作為祭祀活動使用的“祭壇”或“壇座”,以便祭祀者能夠從高處更方便地與上天神界溝通!凹漓雸D玉邊璋”圖像下半部生動刻畫出祭祀者跪在土丘上與天上眾神進行溝通的畫面,土丘上還插著作為通天神器的玉璋和象牙,表明這種土丘也曾是神壇。三星堆的土堆雖然是用兩側堆土的筑城方法修建起來的,但從三星堆與多座大型祭祀坑方向相同、距離相近等情況看,它也極可能曾被用作舉行祭祀儀式的高臺,大巫師很有可能就是站在土堆之上指揮了最后的大型燎祭和瘞埋活動。因此我們推測,三星堆古城中的一些城墻與高地,在防御功能不強的情況下,也有可能曾被用作在室外進行祭祀活動的神壇與祭臺。
另一個比較重要的情況是,這些“神壇”表達了三星堆古人豐富而奇異的世界觀和信仰觀念。當時的三星堆古國正盛行著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包括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觀念。這些“青銅神壇”用人、獸、器物、建筑組合在一起的方式,把當時人們想象中人神相通的情景具體表現出來,形成一幅幅完整又形象的祭祀場面,表達出他們對世界萬物和人神關系的認識,傳達了一種特有的世界觀和信仰觀念。他們認為天、地、人三界既是分層的,又是能通過山、樹、龍、蛇、鳥、獸和通天柱等神獸和神器,相互之間進行來往和交流的。這些神壇、神人、神獸、神樹、通天神柱等形象生動的造型藝術品,把神話傳說中世人與萬物之間相親相通、通過祭祀儀式與天神祖先進行交流的情景生動具體地表現了出來,反映了古蜀人內心豐富而奇異的世界觀和信仰觀念。
二 神廟——三星堆祭祀活動的中心場所
2005—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遺址西北部青關山高臺地上,發掘出一座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單體建筑基址,定名為“三星堆遺址一號建筑基址”,簡稱“青關山F1”,即“青關山一號大房子”(圖九)[9]。它是三星堆遺址中面積最大的一座單體建筑,也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商代單體建筑物之一,成為繼祭祀坑與城墻之后,三星堆遺址中又一個重大考古發現。
“青關山一號大房子”平面呈長方形,殘長約64.6、殘寬約15.7米,面積達1015平方米,建在一座約16000平方米的夯土“臺基”上!按蠓孔印钡膰鷫A用紅燒土塊和卵石壘砌,寬0.3~0.5米;墻外側還有100多個“凸狀”的檐柱基礎,各寬0.3~0.5米!按蠓孔印笨v軸為東南-西北走向,呈北偏西40°,朝向西北方的岷山!按蠓孔印睎|西兩端開有大門,中間有一條寬達3米的“穿堂過道”,構成了房中的活動主軸。通道兩側各有3排密集的小柱洞,每排20多個,共126個。在紅燒土墻基和室內夯土之中,發現有10余處玉器、石璧和象牙的殘件堆積。
“青關山一號大房子”可能是一座位于高臺之上的“神廟”兼“殿堂”。它可能是一座兩面坡重檐屋頂的大型單層單體建筑,順著長條形大房子的縱軸,有一條筆直寬敞的“穿堂過道”貫穿全屋,房屋兩端的中央開有大門,使整個建筑物的主軸與通道呈東南-西北走向,指向西北方眾神與祖先所在的神山,具有特定的宗教意義。通道兩邊各三排密集的小柱上,可能曾搭建著木構的平臺,朝向中軸通道,用于擺放神像祭器;其中的一些木樁,或許曾是支撐“青銅人頭像”木質身軀的立柱。兩邊圍墻內側各有一排大立柱的基礎,粗細不等,排列也不整齊,它們是否曾是神廟中安裝各式“青銅面具(神像)”的“室內立柱”?有待進一步論證。兩側木構平臺中各夾有兩個用“U形紅燒土墻基”構建的單間,可能是用來放置大型神像或祭器,以供人們從中央通道上進行祭祀與供奉,因此這座大房子就具有了保存神像祭器和舉行祭祀活動的雙重功能。大房子的兩端各有一個較大的空房間,可以進行集體祭祀和集會議事,作為“群巫之長”的國王,可能就是在這里代表天神與祖先來行使國家管理權力的,因此這座大房子也就具有了“殿堂”的性質和作用?傊,它是一座既可以安放和保護大量神像和器物并進行重大祭拜活動的“神廟”,又是可以舉行重要集會議事決策以行使國家權力的“殿堂”,可能就是整個“三星堆神權古國”的一個宗教和政治統治中心[10]。
“神廟”既是當時三星堆古城中舉行經常性祭祀活動的中心場所,也是三星堆神權國家走向繁榮昌盛,三星堆發展成為宗教與政治中心的重要標志。這座“大房子”建在上萬平方米的大型夯土臺基之上,初步勘測夯土臺基厚達數米,其間還夾有多層紅燒土痕跡,表明這種“神廟”有可能經過了多次重建和擴建,因而變得越來越高大宏偉,“青關山一號大房子”可能就是這種“神廟”中最大和最后的一座。從它巨大的體量和復雜的結構形態來看,三星堆旁6座大型祭祀坑中的絕大部分神像與器物,原本都可能是擺放在這種神廟之中的。
“三星堆中心祭祀區”多座大型祭祀坑中出土的大批文物,原來必然要用一些大型建筑物來放置。從器物的性質分析,這種建筑物最可能是“神廟”“宗廟”之類的宗教祭祀場所。其中6座大型祭祀坑中的器物,之前應主要存放于“青關山一號大房子”等“神廟”中。隨著一系列特殊的大型燎祭活動的舉行,神廟中神像和神器最終都被焚毀和掩埋,“青關山一號大房子”這座規格最高、體量最大的神廟,最后也被徹底毀棄了。這些“神廟”的興起和修建,是三星堆神權古國逐漸走向繁榮昌盛,發展成為宗教與政治中心的重要標志;而三星堆旁眾多大型祭祀坑的反復出現,則是三星堆發生災變、走向衰亡的具體表現。這種情況對于探討大型祭祀坑中所埋文物原來的存放地點、性質作用、使用方式、埋藏原因,乃至于“神廟”最終被毀的原因等重大問題,都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三 祭祀坑——三星堆祭祀儀式的最終結果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三星堆遺址內外曾發現過很多各個時期大小不等的祭祀坑,以第三期的數量最多,體量最大。其中包括1929年燕家院子旁挖出400余件玉石器的長方形土坑[11],2000年在月亮灣城墻西側發掘的8座不同形態的祭祀坑[12],以及青關山北側第四期深溝中出土眾多金器玉器的祭祀坑“青關山H105”[13]等。三星堆遺址各處還發現不少中小型祭祀坑,其用意都是用這種方法把祭祀時使用的器具送往天上和神界。從祭祀用品、祭祀過程,到建坑和掩埋行為,均可說明三星堆時期這種埋藏祭祀用品的土坑具有明確的祭祀目的和意義,它們既是某次祭祀儀式的最后階段,又是進行宗教祭祀活動的人們在祭祀儀式結束時有意制造的結果,都應該稱之為“祭祀坑”。
在三星堆西南方祭祀區專門平整過的寬闊場地上,從1986年至今先后發現發掘了8座大型祭祀坑(圖一〇),出土上萬件各類珍貴祭祀物品,從祭祀對象、祭祀組織、祭祀用品、祭祀方法等諸多方面,不僅說明三星堆遺址中曾經盛行以原始宗教為核心的各種祭祀活動,同時證明三星堆旁還特意修建了一個宏大的“中心祭祀區”。
對于三星堆遺址西南部祭祀區中這些集中有序地埋存大量祭祀用品的土坑,是否曾是祭祀儀式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否應稱為“祭祀坑”,一直是大家熱議的一個焦點問題。我們的答案始終是很肯定的,即認為這些祭祀坑都是某種宗教祭祀活動最后結束時有意造成的結果,都應該稱為祭祀坑。而“器物埋藏坑”論者一直堅持認為這些坑的形成只是某種偶然事件造成的,或為敵人入侵,或為內部動亂,都認為這些坑只是一種被動的“善后行為”,并肯定地說所有坑都是一次性同時掩埋的。他們認為這些坑的建坑和掩埋行為本身都不具有任何宗教目的和祭祀意義,更不是當時正在盛行的祭祀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只能用“中性”的“器物坑”之名來稱呼。在祭祀區許多新坑中發現眾多復雜多樣又有規律可循的情況之后,上述觀點已經顯得越來越不能自圓其說,也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近來又有學者提出其中埋存了大量祭祀用品的6座大坑,很可能是“神廟失火”之后同時掩埋的,應稱之為“祭祀器物埋藏坑”;只有在三星堆遷都后他們的后人再次到此祭奠時建造的兩座小坑,即五號坑和六號坑,才是真正的“祭祀坑”[14]。
我近期撰寫了一篇名為《三星堆祭祀坑為“神廟失火說”的幾點疑問》的文章[15],對“神廟失火說”提出了十幾個問題,從祭祀坑的位置、方向與形狀,到各坑差異、器物種類、擺放順序、分層辦法、覆蓋象牙、掩埋過程、焚燒地點,和“一號坑中為何傾倒了大半坑燒透砸碎的動物和人骨渣?”“八號坑的象牙層之上為何又埋入了大量的破碎器物和紅燒土塊?”以及“神廟”原在何處?為何失火?又為何“非要全部搬到三星堆之后,再分開進行埋藏?”等問題,對“神廟失火說”提出了質疑。在進行了多方面的具體情況分析之后,我們認為“神廟失火說”可能是“低估了三星堆先民的信仰程度和真實意圖,也低估了當時事態的緊迫性和嚴重性。一場偶然的火災,絕不會讓他們把‘神廟’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全部丟棄掩埋,更不會因此放棄曾經繁榮興盛的三星堆古城而遷都。這期間必然是發生了一系列無法抗拒的特大災難,才迫使他們做出如此決絕的行為,通過一組隆重而虔誠的燎祭儀式,徹底處理了神廟中的所有神像和祭器”[16]!皵橙巳肭终f”與“內部動亂說”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即用“一個意外事件之后的善后處理”去簡單地否定這些坑的祭祀功能,并說它們肯定是“一次性同時掩埋的”,都無法合理解釋這8座坑中大量復雜有序的奇特遺跡現象。
因此我們再次提出:“‘祭祀坑說’依然值得考慮”[17],并從“失靈法器掩埋坑”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一種看法,以供大家研究參考。
我很贊同三星堆中心祭祀區這幾座大型祭祀坑中大量奇異的器物,原來主要是擺放在“神廟”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并且明確提出“青關山一號大房子”可能就是這種“神廟”的觀點!吧駨R”中的眾多神像和祭祀用品,是三星堆人經過長期的創作、制造,或引進、仿造,或購買、征集積累起來的,其中包括受祭對象、參加祭祀人員、祭祀場景、通神器具、娛神祭品等多個組成部分。平時三星堆人可能主要是在“神廟”中進行經常性重要祭祀活動的,說明當時這里曾經存在著一個“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會的主宰”“神權支配一切”的神權國家,進而創造出了燦爛輝煌的三星堆文明。
我也贊成三星堆中心祭祀區這些大型祭祀坑中的大多數有可能是一種“失靈法器掩埋坑”的看法,并把祭祀坑定名的理由簡要概括為:“坑內器物基本上都是用于祭祀的神像和禮器祭品、建造與瘞埋方式本身就具有獨特的內容和含義、祭祀坑是某種宗教禮儀活動的最終結果這三個方面!保18]我認為這些祭祀坑曾具有明確的主觀意圖和祭祀意義,都是三星堆某些特定祭祀儀式的最終結果。
關于三星堆西南方大型祭祀區中6座大型坑形成的直接原因,最大的可能應是一組典型的“失靈法器掩埋坑”。由于這些神權國家“把大量社會財富貢獻給神靈,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19]!斑^度的消耗”最終造成了全社會嚴重的經濟崩潰、生存危機和社會恐慌。我們推測:三星堆古國最后可能遇到了一場特別嚴重的“瘟疫”,出現了人畜大量無端快速死亡的情況,連他們的“群巫之長——國王”可能也一同去世。在這些無法理解又無力抗拒的特大災禍出現后,人們便開始對自己一直極度崇拜的神靈產生了嚴重懷疑,認為可能是這些神祇和神器已經開始“失靈”了,于是就將神廟中包括國王專用金杖在內的部分神像和祭器,搬到三星堆西南側的祭祀區,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燎祭”,焚燒打碎了人獸尸骨和神像祭品,鄭重地把它們埋入到祭祀區的“一號祭祀坑”中,用以表示將它們送回到天上和神界,祈求天神和祖先幫助他們消除眼前的災難,再次給他們帶來好運。
但災禍可能并沒有因此有絲毫消減,反而更加嚴重,人們便徹底絕望了,于是就從神廟中搬來更多更重的一批大型神像和祭器,進行另一次大規模的燎祭,形成“二號祭祀坑”和“三號祭祀坑”。在數次燎祭都無效之后,三星堆人便感到自己已無法在這里生活下去了,只好把所有的神像祭器全部搬過來進行燎祭,形成了“七號祭祀坑”和“八號祭祀坑”(圖一一)。最后連同神廟也一起燒毀,將所有殘碎器物和一些墻體燒土塊埋在了八號坑的器物層和象牙層之上(圖一二),然后遷都至成都的金沙遺址。
關于“四號祭祀坑”,由于埋藏的主要是日用陶器和“扭頭銅人跪像器座”等實用器,在象牙層上覆蓋了很厚一層尚未燒透的熱草木灰,填土中還發現了一些大型器物上的條形金飾件,因此四號坑有可能是將“神廟”兩端“大房間”中的實用器物,或者是“神廟”之外另一座建筑物中的實用物品,單獨進行“燎祭”之后形成的一座較為獨特的“祭祀坑”。它的具體時間,可能是在二、三號坑埋藏之后,而在最后形成的七、八號坑之前。
從最新的發掘和研究情況看,這6座大型祭祀坑的埋藏時間也許相距并不太久。但從各坑的形狀、大小、方向、深淺,特別是埋藏器物的多少、品種,分層放置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填埋的土質、灰燼、骨渣的不同情況等諸多差異來看,可以充分證明它們不可能是一次性同時埋藏的。其中一號坑和四號坑的特殊性很強,只有二號與三號坑、七號與八號坑有可能同時埋藏。至于坑體較小、瘞埋器物品種和方法大不相同的五號坑和六號坑,從打破關系、坑體大小、埋藏方式、器物內容分析,很有可能是三星堆古國的后人,在多年后再次來到這里進行“祭奠”時建造的祭祀坑。
綜上所述,我推測三星堆中心祭祀區8座祭祀坑的先后順序大體是:埋藏著大量神像祭器的6座大型坑中,一號坑最早;二、三號坑其次;四號坑略晚;七、八號坑最后?芋w較小的五、六號坑,則是多年后進行“祭奠”的祭祀坑。這就是我對三星堆祭祀區8座大型祭祀坑成因和過程的簡單分析:即“神權國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內因;“過度消耗”所造成的社會崩潰和信仰危機,則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眾多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
這或許能夠較為合理地解釋為什么青關山神廟中的大量神器,一定要搬到三星堆旁的祭祀區來,并通過多次隆重的燎祭儀式,把它們打碎焚燒,分別埋到多座祭祀坑之中的原因。從新發現的一些遺跡現象分析,三星堆旁的這個大型祭祀區,還受到了三星堆古國后人的精心保護和繼續祭奠,形成了五號坑和六號坑及一些祭祀性建筑。此后這里未再遭到重大破壞和擾動,從而將一個神權國家的主要祭祀場所和幾乎全部藝術精華,奇跡般地完整保存到今天,為后人留下了一處奇特壯觀的宏大祭祀活動場所,和上萬件精美奇異的神像祭器。
四 三星堆祭祀活動的基本架構
這次三星堆大發掘不但組織了三十多個單位數百名專家學者和青年才俊參加工作,而且廣泛聽取了國內外同仁的意見,表現出了主持者開放包容的寬宏氣度。我作為一個熱心的旁觀者,在這里坦率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特別是對祭祀區中6座大型坑的形成原因做出一些具體推測,請一線工作人員和廣大觀眾學者檢查驗證。目前發掘工作尚未結束,整理研究剛剛開始,完整資料和最終意見要等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完成之后加以確定。這里我再把自己的看法做個簡要歸納,供大家研究參考。
各種形態的“神壇”,與眾多青銅神像、人像、神獸、神器的大量出現,表現了三星堆古人進行大量祭祀儀式時的理想形式,反映出舉行各種祭祀活動已經是當時社會的常態,成為三星堆神權國家逐步走向成熟、興旺發達的重要標志。而逐步興建和不斷擴建的存放神像祭品并舉行祭祀活動的“神廟”,就成為了三星堆神權國家舉行經常性祭祀活動和實現管理職能的中心場所,形成整個國家的宗教和政治統治中心。三星堆古人還有在舉行各種各樣的祭祀儀式后,把祭祀用品埋入土坑的習俗,用以表示將它們送往了天上和神界,表達出對天地萬物祖先神靈的敬重與奉獻!叭嵌堰z址中曾出現過許多不同形式、內容、時代、等級的各式祭祀坑,數量可能有幾十甚至上百個之多,它們是三星堆文化時期這里經常進行祭祀活動的產物和實證!保20]在三星堆祭祀活動越來越興盛的基礎之上,從“神壇”的出現,到“神廟”的興建,再到“祭祀坑”的形成,共同構成了三星堆祭祀活動的基本架構。
如果說各種“神壇”與眾多神像、人像、神樹、神獸、祭器的出現,是了解三星堆經常性祭祀活動情況的基礎資料;那么不斷興建與擴建的“神廟”,就是展現三星堆神權國家舉行重要祭祀活動的核心建筑;而眾多祭祀坑則是三星堆祭祀活動的最終結果!吧駢薄吧駨R”“祭祀坑”共同構成了三星堆祭祀活動的基本框架。蘇秉琦認為:“文明起源的推斷要看組合”;“組合以及和組合配套的東西,都是我們尋找文明起源的線索!保21]因此我們認為:“神壇”“神廟”“祭祀坑”,或者說“壇、廟、坑”,就是三星堆神權古國文明因素的一套典型“組合”。這種認識是我對蘇先生學說的一點學習體會,也是我們多年來進行三星堆研究基本觀點的一個簡要摡括。我在此明確地把它正式提出來,是否有一定道理和說服力,請大家研究探討,批評指正。
要真正破解三星堆之謎,還需要深入探討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成因和意義。我們對這些問題曾有一個逐步深化的認識過程。三星堆博物館1997年建成時,我曾提出“三星堆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神”的觀點,認為“神圣的信仰是精神主體,神奇的藝術是其表現形式,神秘的歷史是所產生的結果”[22],以后又認識到“神權國家是整個問題的核心”[23],進一步認為“三星堆文化階段仍然是神權古國”[24],從而概括出“神權國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內因;“早期絲綢之路”是三星堆文化豐富多彩的外部原因;“多元一體”是三星堆文明在中華文明中的歷史定位三個基本認識。
(一)“神權國家”說
我認為“三星堆文化階段仍然是神權古國”,主要有兩個理論依據:一是蘇秉琦提出的中華文明經歷“古國—方國—帝國”三個階段的理論,并提出了“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概念;二是李伯謙關于古國階段的國家可分為“崇尚神權”與“崇尚王權”兩大類型的論述,和“我完全同意三星堆王國是‘神權國家’”的觀點。
蘇秉琦認為,“國史的核心是一立體交叉,多次重復的‘古國—方國—帝國’三部曲”,“五千年前出現了由氏族向國家的轉變”,“不遲于四、五千年前大體都進入了古國時代”,“早期古國在4000年前發展為方國”,“在2000年前匯入多源一統的中華帝國。這一國家早期發展的‘三部曲’,是最具典型意義的中國的國家發展道路”[25],這一重要論斷已為大量考古資料所證實,并為中國考古學界廣泛認同。蘇秉琦1987年在廣漢“三星堆十二橋遺址考古發掘座談會”上,正式提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命題[26],三星堆博物館也一直以“古城古國古蜀文化”為基本陳列的主題名稱。
李伯謙進一步提出,“古國階段”的國家,分為“崇尚神權”與“崇尚王權”兩大類!拔拿髂J降牟煌x擇導致了不同的發展結果”,“紅山古國走的是通過鋪張的祭祀活動崇尚神權的道路,一切由神的意志來決定”;“良渚文化……開始接受紅山文化、凌家灘遺址崇尚神權的宗教觀,把大量社會財富貢獻給神靈,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仰韶古國走的是崇尚軍權、王權的道路!瓕嵺`證明,崇尚軍權、王權的仰韶古國,因比較簡約并注重社會的持續發展而延續下來了”!笆聦嵏嬖V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選擇怎樣的道路是決定其能否繼續生存發展的關鍵!保27]三星堆文明可以說是這種神權國家因過度消耗而“垮下去了”的又一典型案例。
對于三星堆文化,李伯謙也曾說過:“我完全同意三星堆王國是‘神權國家’的觀點,三星堆遺址基本不見象征軍權的青銅兵器而隨處可見宗教性質的用于祭祀的遺物,已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保28]因此我認為:“三星堆文化”曾是一個“神權國家”,即使是進入到青銅時代之后,它可能仍然停留在“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會的主宰”“神權支配一切”的階段,進而用新材料新技術制造出大量祭神使用的精美又神圣的藝術作品,創造出了璀璨奪目的三星堆文明。三星堆可能是長江流域諸多“神權國家”中發展程度最高、延續時間最晚的一個。這種特殊而又滯后的社會形態和歷史進程,可能就是造成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關鍵所在;而“把大量社會財富貢獻給神靈,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則是“三星堆神權古國”快速衰亡的根本原因。
(二)“早期絲綢之路”說
“各地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是三星堆文化面貌豐富多彩的重要原因”,這是大家通過考古新發現達成的又一重要共識。三星堆文化雖然地處四川盆地腹心地帶,但他們并不封閉保守。三星堆古人以對天地萬物和外地情況的高度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用自己盛產的絲綢和獨特的文化與周圍進行著廣泛交流,吸收了多方面的優秀文化因素,從而呈現出多彩多姿的社會文化面貌,在交流互鑒中創造出燦爛輝煌的三星堆文明。
這次三星堆大發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可能就是眾多絲織品和制作技術(如玉質“打緯刀”)的確認,證明三星堆曾盛產絲綢用品,成為“早期絲綢之路”中一個重要的樞紐,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神圣的信仰習俗,與外界進行廣泛的交換和交流,吸引并吸收了多方文化因素,形成了一個神奇的區域性古代文明中心,進一步豐富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特色、內涵與外延。
(三)“多元一體”說
“三星堆考古發現充分見證了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是大家通過三星堆發掘研究得出的最主要的一個學術共識。三星堆出土的眾多青銅器和玉石禮器的器形,大多與中原夏商時期的禮器有著強烈的相似之處,很多制作技術和意識觀念也多是來自中原地區。三星堆以青銅尊為主要祭祀禮器的特征,又與長江中游各青銅文化高度相似。三星堆的生活用具中還有很多黃河和長江流域重要古代文化的因素。這些都說明三星堆文明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中華文明共同體中的一個重要文化類型,既有鮮明的獨創性,又有強烈的共同性,在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和價值。正如李學勤所說:“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紤]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與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間具有的種種關系,中國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由巴蜀文化求得解決!保29]
總而言之,“神權國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內因;“過度消耗”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早期絲綢之路”是三星堆文化豐富多彩的外部原因;“多元一體”是三星堆文明在中華文明中的歷史定位,這就是我們對三星堆文化成因和價值的基本認識[30]。
《四川文物》2022年第5期)
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
注釋
[1]關于三星堆遺址各期文化的年代分期和命名問題,我一直使用原發掘單位的測定年代和意見。20世紀80年代,通過一線發掘者的整理研究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實驗室測定的18個數據,將“三星堆遺址的年代”初步界定在距今4800~2800年間,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第224~226頁,文物出版社,1992年。關于“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的年代”,1999年發掘報告《三星堆祭祀坑》的結論是:一號祭祀坑器物埋藏時間應在殷墟一期末與二期之間;二號祭祀坑器物埋藏時間應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間,參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第429、432頁,文物出版社,1999年。一、二號祭祀坑具體年代一般是說在距今3200年左右。一號坑碳十四測年數據為北京大學考古系提供。今后是否需要根據新的測年和研究結果做出必要的調整和完善,將以正式發表的綜合發掘報告為準。
[2]趙殿增:《三星堆考古發現與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增刊。后收入筆者的第一本論文集(《三星堆考古研究》,第176~20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詳細的論述,還可參見筆者撰寫的《三星堆文化與巴蜀文明》一書中的有關章節(《三星堆文化與巴蜀文明》,第123~468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3]趙殿增:《我對三星堆文化特征成因的認識》,《中華文化論壇》2021年第3期。我近年就此問題發表的主要文章還有:《三星堆神權古國研究》,《四川文物》2019年第1期;《略論三星堆祭祀坑》,《美成在久》2021年第6期;《祭祀坑—神廟—神權國家——試析三星堆之謎》,《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三星堆祭祀坑為“神廟失火說”的幾點疑問》,《南方文物》2022年第3期;《從古城址特征看寶墩文化來源——兼談“三星堆一期文化”與“寶墩文化”的關系》,《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略談三星堆文化與長江中游古文化的關系》,《江漢考古》2022年第2期等。
[4]本文介紹的一些三星堆考古新發現,除注明出處的外,均源于電視和新聞報導。
[5]王仁湘:《快評三星堆·青銅鳥人神壇》,“器晤”微信公眾號2022年6月19日(https://mp.weixin.qq.com/s/5Gy1U77HB3TEraEyRtkvnw)。
[6]王仁湘:《快評三星堆·神靈在高天》,“器晤”微信公眾號2022年6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NwzVP2_EYjpLoJTDmWiFzw)。
[7]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第231~233頁;
b.趙殿增:《三星堆青銅神壇賞析》,《文物天地》2001年第5期。
[8]趙殿增:《三星堆“祭祀圖”玉璋再研究——兼談古蜀人的“天門”觀》,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等主編:《三星堆研究》第五輯,第331~337頁,巴蜀書社,2019年。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遺址青關山一號建筑基址的發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0]趙殿增:《淺談三星堆遺址青關山F1的結構與功能——兼與杜金鵬先生商榷》,《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11]a.林名均:《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說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
b.馮漢驥、童恩正:《記廣漢出土的玉石器》,《文物》1979年第2期。
[12]資料現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
[1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遺址青關山H105的發掘》,《考古》2020年第9期。原簡報認為H105可能是掩埋祭祀器物的灰坑而非祭祀坑,我認為H105應為祭祀坑。
[14]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執行領隊冉宏林2021年10月27日在中央電視臺《考古公開課·百年考古大發現(六)·風雅頌歌》節目中首次公開提出這個看法,并在2022年1月20日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學術科研周專家講壇第三講《關于三星堆祭祀區的三個猜想》學術講座中做了具體闡述。
[15]趙殿增:《三星堆祭祀坑為“神廟失火說”的幾點疑問》,《南方文物》2022年第3期。
[16]同[15]。
[17]同[15]。
[18]趙殿增:《三星堆祭祀形態探討》,《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
[19]鄭彤整理:《中國古代文明演進對歷史的八點啟示》,《光明日報》2017年2月8日第16版。
[20]同[18]。
[21]童明康:《關于蘇秉琦先生的兩件事》,《四川文物》2022年第4期。
[22]趙殿增:《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色——神》,《中華文化論壇》2002年第1期。
[23]趙殿增:《略論古蜀文明的形態特征》,《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4期。
[24]趙殿增:《三星堆神權古國研究》,《四川文物》2019年第1期。
[25]蘇秉琦:《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第245~247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
[26]蘇秉琦1987年5月“三星堆十二橋遺址考古發掘座談會”題詞。
[27]鄭彤整理:《中國古代文明演進對歷史的八點啟示》,《光明日報》2017年2月8日第16版。
[28]李伯謙為趙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續集所寫的“序言”(初稿)。
[29]李學勤:《巴蜀考古新發現及其學術地位》,趙殿增著:《三星堆考古研究》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30]我從1980年春開始參加三星堆考古工作,在眾多前輩和各次考古領隊及一線工作人員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做過一點組織宣傳工作,寫過一些介紹文章。我一直明確地支持發掘領隊的意見,也曾做過一些闡述和說明,受到社會和學界的歡迎,受邀撰寫出版了三本專著合著和文集。近年來三星堆新的考古發現和發掘,取得了一大批重大的成果,在許多重要認識上達成了共識,但仍有一些分歧意見和問題沒有解決。我曾就相關問題談了些自己的看法,本文略做歸納說明,以便與大家一起研究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