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列寧在《怎么辦？》（1902）等作品中借用了很多福音書中耶穌說的格言和比喻。比如，他用《馬太福音》第13章中“麥子和稗子”的比喻重新思考共產黨（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結構，特別用來說明需要分辨力、有活力的公開討論及辯證地看待非法與合法組織關系。此外，列寧還創造了大量比喻，這些比喻有的來自俄羅斯的民間傳說和文學，有的來自對手的作品，但大多數是他自己創作的。從列寧的比喻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創意和新意的釋經者（或翻譯者），擅于從新的詮釋視角借用和改編《圣經》文本，還能在自己的寫作中借用福音書的比喻文體。因為福音書的比喻大多與農業相關，列寧的借用或可表明他特別關注農業經濟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關系。在列寧的作品中，福音書的比喻故事是革命組織可以利用的資源，與此同時，列寧的使用與重釋讓福音書比喻故事變得更為激進。
“我要開口用比喻，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
《馬太福音》13:35（中文和合本修訂版）
把“列寧”和“基督教福音書”放在一起豈不怪哉？對一個平素對宗教、基督教神學和圣經不屑一顧的人來說，這顯得尤為奇怪。然而，仔細閱讀列寧的名著《怎么辦？》（What Is to Be Done?，1902）[1]可以發現，福音書其實是這本著作一個延續不斷的脈絡。具體地說，列寧喜歡耶穌說的一些格言及比喻。列寧運用的一個很重要的、有關組織的比喻是《馬太福音》第13章24-30節中的“雜草（又譯稗子）的比喻”（Parable of Weeds among the Wheat）[2]。他用這個比喻來重新思考共產黨（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結構，特別在涉及需要分辨力、有活力的公開討論及辯證地看待非法與合法組織關系等方面之時。在下面的討論中，我會剖析這個比喻在列寧著作中的中心地位。為了強調和突出自己的觀點，列寧在《怎么辦？》中多次引用了“雜草的比喻”。但是，此類探索僅僅是本文論述的第一步。列寧引用福音書中的小麥與雜草比喻，并不是偶爾為之的行為。他還援引了《圣經》中的其他比喻，而且特別喜歡那些與農業有關的、強調種子、生長及收割的比喻。不僅如此，列寧還自創了大量比喻，有些取材于俄國民間故事和文學作品，有些取材于對手的作品，但是大部分都是列寧的原創。列寧不僅看起來像一位有創意和新意的釋經者（或翻譯者），擅于從新的詮釋視角運用和改編《圣經》文本，還在整個寫作中運用了比喻文體。
雜草與小麥
首先讓我們看看記載在《馬太福音》13章24-30節中的“雜草的比喻”：
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比撒好種在田里，在人睡覺的時候，他的仇敵來，把雜草撒在麥子里就走了。到長苗吐穗的時候，雜草也顯出來。田主的仆人進前來對他說：“主人，你不是撒好種在田里嗎？哪里來的雜草呢？主人回答他們：“這是仇敵做的�！逼腿藢λf：“你要我們去拔掉嗎？”主人說：“不必，恐怕拔雜草，也把麥子連根拔出來。讓這兩樣一起長，等到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會對收割的人說，先把雜草拔出來，捆成捆，留著燒，把麥子收在我的倉里�！盵3]
在這個比喻中（在其他福音書中沒有此比喻），耶穌將神秘的“天國”與田野收割小麥聯系起來：“好種子”（kalonsperma）是一個絕妙的術語。然而，雖然已經播撒了好種子，敵人在夜色中也撒下別的種子。盡管沒有明說這些是壞種子（那樣的話希臘詞是kakonsperma），這些是稗子或雜草（zizania）。關鍵的部分是：這個地主的奴仆們在聽了主人有關雜草來源的話后建議把雜草拔出來。但主人說，不要那么著急，讓雜草和小麥一塊兒長吧，在收割的時候再分開收集，先收雜草后收小麥。雜草可以留著燒火，而小麥會收入糧倉。這個比喻的諸多其他特點指出了可以進一步考察的路徑，比如出現了奴隸（douloi）這個比較棘手的短語。這表明天國的主人擁有奴隸，被奴隸們稱為“主人”（Lord，kurie），主人告訴了奴隸們等到收割的時候再動手的確切原因。是因為雜草和麥子的幼苗看起來比較相像，難以區分，在幼苗期去拔除雜草可能會把小麥也拔了？還是因為有些看起來像雜草的后來會變成小麥？或者其實雜草會有助于小麥的成長？注釋者們對比喻中這些著名的空白已經做過各種推測。但是，本文將主要關注以下幾點。首先，雜草和小麥之間的區別；第二，雜草的來源（主人的敵人，autou o echros）；第三，比喻的背景和上下文；第四，《馬太福音》13章36-43節中對此比喻的解釋。
筆者在此將重點關注后兩點。雜草的比喻出現在好幾個與農業有關的比喻中。在它之前的比喻是撒種的比喻：將種子撒在四種土地上（路旁、石頭地、荊棘和會結果實的好土壤）。那個比喻提到了結出的果實有一百倍、六十倍和三十倍（列寧會不斷重復地使用這些詞語）。在撒種的比喻后面有一個后來添加的解釋，將四種土地解釋為聽了天國之道后的不同反應。在雜草的比喻之后和雜草比喻解釋之前還插入了一個芥菜種和面酵的比喻。接著，在解釋雜草比喻之后還出現了幾個簡短的比喻——藏寶和尋珠的比喻以及撒網的比喻。每一個比喻都揭示了天國的不同方面——它出人意料、富有挑戰、會有負面結果和驚人產量。但是，讓我們聚焦于這幾個與農業有關的比喻：除了有關芥菜種的簡短比喻外，兩個最重要的比喻是撒種比喻和雜草比喻（根據長度和其后附加解釋來判斷）。它們是完完全全與農業生長的差異有關的比喻，而且兩個都被列寧引用了。
盡管批評家們一致同意《馬太福音》中的比喻解釋（13:36-43）是添加進去的，這個解釋已經成為《圣經》傳統的一部分。在《圣經》中，比喻是站在末日啟示的立場來說的：主人即“人子”（耶穌比較奇特的自我指稱），敵人即惡魔（diabolos），奴隸就是世界末日時來收割的天使，將雜草放到火爐里燒掉（ten kaminontoupuros），將小麥交給“天國之父”�？傮w來說，列寧對這個解釋中的天啟語調并不感興趣，除了一個很關鍵的說法：“好種（to kalonsperma）就是天國之子；雜草（ta zizania）就是惡者之子”（太13:38）。用通俗的話來說，敵人播撒的雜草或稗子就是自己的對手，而小麥指自己人，是自己戰斗中的盟友。對列寧來說，幾年后敵人的數目會增加，包括《怎么辦？》中的祖巴托夫之流（Zubatovs）、民粹派（Narodniks）、講壇社會主義派（Katheder-Socialists，又譯教授馬克思主義派）、烏托邦社會主義派（Utopian Socialists）、伯恩斯坦主義派（Bernsteinians），以及后來的孟什維克（Mensheviks）、最后通牒派（Ultimatumists）、奧澤洛夫之流（Otzovists）或召回派（Otzovists/Recallists）、造神派（God-Builders）、取消派（Liquidators）、調和派（Conciliators，在托洛茨基領導之下）及眾多放在“機會主義”（opportunism）標簽之下的對手。列寧將這種“機會主義者”定義為：“犧牲無產階級永久的長遠的利益來獲得無產階級表面的一時的利益”。[4]
列寧的解釋
現在讓我們看看列寧是如何解釋這個比喻的：
我們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運動來分清雜草和小麥。關于雜草，我們已經說過了。而所謂小麥，就是吸引更廣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階層來注意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就是使我們革命家擺脫那些實際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發合法書籍，組織互助會等等），這些工作的發展必然會供給我們愈來愈多的鼓動材料。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對祖巴托夫之流和奧澤羅夫之流[5]說：先生們！努力干吧，努力干吧！既然你們想設置圈套來陷害工人（無論是用直接挑釁的手段也好，還是用“司徒盧威主義”來“誠實地”腐蝕工人也好），那我們就要設法揭穿你們。既然你們真正前進了一步（雖然表現的形式是極其“小心翼翼地曲折前進”，但終究是前進了一大步），那我們就要說：請吧！只有真正擴大，哪怕只是稍微擴大工人的活動范圍，那才是真正前進了一步。凡是這樣的擴大都會有利于我們，并且會加速合法團體的出現，在這些團體里，不會是奸細抓住社會黨人，而是社會黨人抓住自己的信仰者�？偠灾�，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清除雜草。我們的任務不是在溫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麥。我們把雜草拔掉，從而清出土地使麥種發育成長。而在阿法納西•伊萬內奇之流和普爾赫麗婭•伊萬諾夫娜之流[6]從事溫室栽培的時候，我們則應當訓練出一些既會鋤今天的雜草，又會割明天的小麥的人。[7]
很明顯，列寧的解釋與《圣經》比喻在精神上相當接近，卻又有著自己的轉折（twists）。先看相似點：關鍵的問題是辨別（discernment），將小麥與雜草分開，前者作為對手以反面立場出現，后者是自己同一戰壕的。此外，雜草必須要鋤掉或拔掉，這樣誰是小麥一邊的就很清楚了。最后的任務落在“收割者”身上，他們為了小麥的緣故要清除雜草。
現在我們來看看列寧創造性地運用雜草比喻之處。列寧所關心的不是《圣經》注釋的細節，并不企圖去確定《圣經》比喻游移變化且最終無法追索的原初“含義”或“意圖”（這是一個已經消耗了一代又一代《圣經》學者巨大精力的任務）。不，列寧感興趣的是直接運用。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為列寧的布道關懷（homiletic concern）。它建立在這種理念之上：比喻所針對的是我們當下所關注的問題，與當下處境直接相關。因此，解釋比喻的目的是要展示文本如何能針對我們所關注的問題。
根據這一觀點，在列寧解釋比喻的背景中，合法與非法政治活動的關系是關鍵問題。工人運動與工聯（trade unions）是否應該嚴格地合法而且公開活動，并在現存的框架內運作以便能取得微利？抑或共產主義運動也應該建立一個非法核心，一個秘密網絡去搗毀框架本身？與我們常見的、對列寧的解讀相反，列寧在此提出合法與非法兩種形式都不可缺少，事實上，他提出要辯證地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8]他不是那個為了取悅一小群革命知識分子領袖而繞開工聯合法工作及工人組織的人；相反，非法組織會與合法組織密切合作，傳播社會主義信息、組織罷工（經濟和政治罷工）、培訓激進和“有目的的工人”（purposive workers），確保合法組織有相當數量的地下黨員參與其中。合法組織因此可以成為一個開展廣泛運動的機構，因為這是一個在非法運動之外的鼓動機會。這是考茨基（Kautsy）在《愛爾福特綱領》（Erfurt Program）中首先提出的階級“合并”理論（merger hypothesis）�！稅蹱柛Ｌ鼐V領》是列寧和其他共產主義者都認同的綱領。從這個角度看，社會主義運動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非法與合法組織形式的合并。這些都是小麥。
那么誰是雜草？在《怎么辦？》這個文本中，雜草是那些堅持只要合法組織的人。在此我們找到了祖巴托夫（Zubatov）和在“警察社會主義”名稱之下的合法工聯，以及瓦西里耶夫（Vasilyev）、神父、教授奧澤羅夫(Ozerov)和支持這些運動的沃爾姆斯們（Wormses）。他們不僅企圖“偵查”（spy out）出非法組織中的“過激分子”（fiery ones），還要利用這些組織“把奸細派到非法組織中來”[9]。在工人們看穿祖巴托夫組織企圖將革命力量引向別處的計劃之后，祖巴托夫之流很快會無處藏身。但是，《怎么辦？》中提到的一些別的雜草還會出現。這些雜草包括“經濟派”，他們認為工人應該將自己限制在純粹的經濟利益之上（更多工資、較短工作時間、改善工作環境），將政治鼓動當做徒勞無益之舉放在一邊。在備受指責的《信條》（Credo/Profession de foi，這個題目很誘人）中，經濟派提出，唯一現實的收獲只能在沙皇獨裁的現存體制內獲得。到列寧寫《怎么辦？》之時，經濟派已是一個空架子，廣泛被社會主義者鄙視。
然而，列寧試圖將“經濟派”這個標簽貼到兩個彼此競爭的報紙和報紙編輯身上。這兩份報紙是《工人事業報》（RabocheyeDyelo，The Workers’ Cause）和《工人思想報》（RabochayaMysl，Workers’ Thought）。兩份報紙都是海外社會民主聯盟（Union of Social-Democrats Abroad）主辦的報紙，前者不定期出版，1899-1902年一共出了12期（在日內瓦印刷但在俄國發行），后者在1897-1902年間一共出了16期（從柏林到圣彼得堡）。平心而論，《工人思想報》可以被批評為“經濟主義者”，但是列寧卻不遺余力地把標簽也貼在《工人事業報》上。正如拉爾斯•利赫指出的，這份報紙的編輯與列寧參加的組織立場非常接近，而列寧在《火星報》（The Sparks）上表達了這個立場。然而，被流放的俄國社會主義運動溫室內，這一斗爭變成了剛剛成立的社會民主黨內爭取意識形態和組織優勢的關鍵性斗爭。因此，列寧試圖通過將其放到“經濟派”的標簽下來貶低《工人事業報》這棵雜草。列寧拔除雜草的努力非常成功，不僅僅因為《怎么辦？》，還因為《火星報》（The Sparks）在1900-1903年間出版了五十多期，直到編輯部在1903年第52期被孟什維克分子控制（在普列漢諾夫的領導下）�！痘鹦菆蟆钒雌诔霭媲野l行面很廣（通過著名的裝了假底的行李箱），此外這份報紙成功的秘訣也要歸功于這個事實：它看起來是以一種聲音在說話，在單篇文章中不署作者姓名，編輯們一起在社會主義者中構成了強大的知性和組織炮火。除了列寧，編輯部中還有普列漢諾夫（Plekhanov，俄國共產主義之父）、馬爾托夫（Martov）、波特列索夫（Potresov）、阿克塞羅德（P. B. Axelrod）和查蘇利奇（Zasulich）。
因此，《怎么辦？》中的雜草可能是祖巴托夫的工聯、經濟派和有著自己報紙的敵對組織，而小麥是那些圍繞在《火星報》周圍的人。但是讓我們再回到合法/非法問題上，因為它不會從社會主義運動中消失。1905年俄國革命，沙皇做出重要讓步并允許通過選舉成立有限議會杜馬（Duma，1905和1917年革命之間一共有五任杜馬），在這之后合法/非法關系更成為一個緊要迫切的問題�，F在擁有合法地位者變成了“取消主義”（liquidationism），即認為既然有了一些民主代表和被承認的社會民主黨（以及其他一些左翼組織如社會主義革命派和農民黨），就不再需要非法組織了，因為一個純粹合法的組織能夠取得更多成就。在這些年中，甚至在1917年后（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間），列寧和其他人掀起了反對“取消主義”的艱苦斗爭，直到布爾什維克們在1917年末奪取了政權。
但是，這個合法與非法組織的辯證關系與《圣經》比喻真的毫不相關嗎？如果我們看看《馬太福音》13章中這個比喻的上下文，就會發現其中一個不斷重復的含義：比喻是說給核心團隊的門徒們聽的，這些人被告知了比喻的深層含義，而那些圈外人是看不見、聽不見也無法理解這些深層含義的（太13:10-17）。然后耶穌摘引了《詩篇》78篇第2節（先知之言）：“我要開口用比喻，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保ㄌ�13:35）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比喻的含義并無確定答案，即便是對門徒來說也有些不明確。連核心團隊的成員都需要動腦筋才能理解，否則也就變成了局外人和公開（因此合法）組織。在此我們發現內與外、合法與非法（列寧的說法）之間的辯證關系。列寧似乎也抓住了比喻的這個意蘊，或者說，他挪用了這個比喻的背景，讓《圣經》比喻與他所處的環境關聯起來了。
從這個合法與非法的斗爭出發，讓我們聚焦列寧解釋雜草比喻的另外一個層面。請特別注意下面這句：“我們的任務不是在溫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麥�！盵10]我們不再有種子可以成長的土地，但是現在有一個種花的瓦盆。瓦盆就是現行政治和經濟秩序的約束。人必須給植物澆水，可以根據瓦盆的大小來控制植物的成長，或將瓦盆移動到另外一處。瓦盆的收益當然會很少。這就是一個純粹合法的組織能夠收獲的。相反，一個非法組織希望能砸碎瓦盆，開發在整塊土地上播種小麥的可能性。在此，人還會發現雜草，但是一旦雜草被清除了，小麥的收成會非常非常高。列寧一次又一次運用“三十倍、六十倍和一百倍收成”的說法，而這個說法來自“撒種的比喻”。[11]
下面我們說說列寧的解釋中有兩點與福音書比喻不同之處：第一，要在不同的時刻清除雜草。列寧的《怎么辦？》中提出，無需等到最后收割的時候再清除雜草，因為人們要么首先拔掉雜草，“為小麥清出土地”，要么“砍掉今天的雜草”，以便能“收割明天的小麥”。[12]第二，雜草可能事實上是幫助小麥成長的。在這部著作的中間部分，列寧催促合法的工聯繼續他們的工作。為什么呢？從需要合并非法組織與合法組織這個精神來看，列寧認為雜草的成長可以在事實上有助于小麥的成長，其隱含的意思是有些雜草有可能會變成小麥。而《圣經》比喻的精神是，人要等著最后的收割時節來清晰地分辨哪些是雜草哪些是小麥。
“雜草比喻”的重要性在于表達了列寧在《怎么辦？》中論述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點從一個事實中可以看出：列寧在其后來的著作中不斷摘引《怎么辦？》中的這一段來表述自己的核心觀點。比如，1905年他寫道：
正是1月9日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這本書所陳述的任務的全部重要性：“應當訓練出一些既會鋤今天的雜草”（即消除祖巴托夫主義今天的腐蝕作用），“又會割明天的小麥的人”（即以革命精神來領導靠合法化前進了一步的運動）。而新《火星報》的伊萬努什卡們卻借口麥子豐收來貶低革命割禾手的堅強組織的意義！他們像崩得分子一樣，喋喋不休地談論“工人的主動性”這個詞。[13]
還有：
首先必須重新說明社會民主黨對工人運動合法形式的態度的真相。1902年出版的《怎么辦？》一書中這樣寫道：“在俄國，非社會主義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團體的合法化已經開始了�！薄拔覀兘窈笠膊荒懿豢紤]這個潮流�！痹鯓涌紤]呢？該書提出這個問題，并指出不僅必須揭露祖巴托夫學說，而且要揭露一切談論“階級合作”問題的動聽的自由主義言詞（《解放》雜志在請求社會民主黨合作時，完全承認第一個任務，而對第二個任務則默不作聲）。該書繼續說，“這樣做，并不是忘記工人運動合法化歸根結底只會使我們獲得好處，而絕不會使祖巴托夫之流獲得好處�！蔽覀冊诤戏〞h上揭露祖巴托夫派和自由派時，是把雜草和小麥分開的�！岸^小麥，就是吸引更廣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階層來注意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就是使我們革命家擺脫那些實際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發合法書籍、組織互助會等等），這些工作的發展必然會供給我們愈來愈多的鼓動材料�！盵14]
在《圣經》的雜草之外
關于《圣經》中的“雜草比喻”我們在此暫告一段落。列寧在其著作中還引用了其他《圣經》比喻，比如我已經提過的“撒種的比喻”。列寧引用這些比喻的地方頗多，如“好土地”、“新苗”、“深根”、“豐收”。[15]其他福音比喻和故事還有敘利腓尼基婦人[16]、《馬太福音》7章13-14節中的寬門大路及窄門小路[17]、《路加福音》14章中的盛宴[18]、舊衣服上的補丁[19]、浪子回頭[20]、《約翰福音》第10章的牧人和羊和一百只羊[21]的故事[22]。
列寧還摘引了無數福音書中的耶穌語錄[23]，特別是耶穌論及猶大和法利賽人的言語[24]。本人還發現一長串列寧自己創造的比喻。這些比喻包括“鏈條與鮮花的比喻”（借自馬克思）[25]、“獅子和獵物”[26]、“形而上哲學家”[27]、“苔蘚”[28]、“火車頭”[29]、“磚瓦匠”[30]、“腳手架”[31]、“井里吐痰”[32]、“鐵匠”[33]、“交響樂隊”[34]、“森林大火”[35]、“彩票”[36]、“門”[37]、“監獄”[38]、“破損的瓦盆”[39]、“墻”[40]、“布”[41]、“爭奪堡壘的戰斗”[42]、“大風”[43]、“泥土和霧”[44]、“風流韻事”[45]、“軍隊”[46]、“手推車”[47]等。
本人列出這個長長的單子不僅僅是留作參考，也不是要讀者去仔細查考，而是表明，列寧在講話中是多么頻繁地在說比喻。換言之，他對雜草和小麥比喻的解釋不是一個偶然行為。列寧很明顯偏愛福音書比喻，也喜歡創造自己簡樸和與農業有關的比喻。
結語
我們依然需要面對一些問題。首先，列寧為何要用比喻，特別是那些明顯與農業有關的比喻？我認為，這表明他一直對與農耕有關的事情感興趣，以及他對參與了這場革命的千百萬農民的特別關注。從列寧在繁忙的政務中抽空寫下的第一部著作到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可以看出，他對農業經濟及其與共產主義的密切關系非常感興趣。此外，他似乎也同意布洛赫（Ernst Bloch）的觀點：廣大農民群眾是革命的生力軍，但是《圣經》構建了這些農民的世界觀。也就是說，《圣經》中與農業有關的比喻能直接打動農民，因而，比喻這種勸說方式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故事無法相比的。列寧似乎已經感覺到，他迫切需要利用那些比喻并展示這些比喻中潛在的激進因素（radical potential），如果《圣經》比喻不合適，他就創作一些他自己的比喻。
第二，為何要與雜草戰斗？列寧是否如西方過去所解讀的那樣，是一個力圖摧毀所有不同政見的、狹隘的黨派主義者（sectarian）？根本不是這樣!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有一種黨派主義與普世主義關懷之間的張力、渴望與對手劃清界限與希望建立聯合戰線之間的張力。眾所周知，列寧與那些他在文字中攻擊的人每日緊密合作、并肩戰斗。下面幾個例子可以更清晰地說明這點：盡管他攻擊托洛斯基，他和托洛斯基是早期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RSFSR，后來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SSR）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兩大支柱；曾是“造神派”的盧那察爾斯基（Lunacharsky）被列寧毫不留情地痛擊過，在1917年被任命為教育與藝術部人民委員（commissar for Education and the Arts）。還有，列寧一次又一次提出，政黨斗爭能夠增加一個政黨的力量和活力。他總是樂于公開這些斗爭并滿腔熱情地參與斗爭。
第三個問題更深一些，因為這觸及了“組織”這個永不消失的主題。列寧多次參與不同層次的組織——議會、結構、政治運動、戰爭（革命后）和“內戰”后的經濟重組。在《怎么辦？》中組織是個中心問題，特別是在出現雜草和小麥比喻的第4章。其后在最后一章論述政黨報紙角色的時候又涉及了組織問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第4章的關鍵問題是秘密的地下組織與公開合法組織之間的辯證關系（地下組織以秘密的模式活動，conspiracy，konspiratsiia，利赫稱之為“不被逮捕的精湛技藝”[48]）。正是在這一點上列寧大量地引用《圣經》比喻。這意味著：福音書故事變成了革命組織可以利用的資源。在福音書中，列寧找到了社會主義者與耶穌的門徒圈子都要面對的同樣的問題。除此之外，革命組織也迫切需要傳播“好消息”（考茨基會公開用“euangelion”一詞，用來指“社會主義的好消息”）。簡言之，福音書為革命軍事活動的組織結構提供了絕好的模板。
所有這些都指向最后一個問題：列寧的解釋和翻譯反過來對福音書有何影響？在列寧的運用之中，那些故事和比喻變得比福音書中更為激進。[49]那些福音書中聚集在耶穌身邊的男女看起來愈發激進，耶穌的教導變成了嚴厲的（stringent）經濟和政治批評，福音書信息變成了可以“脫胎換骨”（metanoia）的革命信息，變成了可以轉變經濟與社會生活坐標的革命信息。也許，列寧的解釋其實揭示了這些比喻內在包含的一個范疇？
（譯者：張靖）
本輯學刊出版于2012年春季
基督教文化學刊JSCC
[1] 《怎么辦？》通常被認為是一份綱領性聲明。為了在俄國沙皇獨裁統治下對黨進行重新組織，列寧在該書對馬克思主義傳統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重新解釋。在此書中我們可以發現，列寧清楚表明對“工人的擔心”，因為他們不夠革命。因此，黨需要一個激進知識分子組成的核心和先鋒力量，去推動和重新引領工人階級。拉爾斯·利赫（Lars Lih）的成名作《重新發現的列寧：處境下的〈怎么辦？〉》（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已經成功摧毀了這種“教科書”立場，表明列寧的這本書是專門針對一個特別的討論。利赫認為列寧致力于推行考茨基有關合并工人和知識分子的“愛爾福特綱領”（Erfurtian program），并認為列寧對工人激進主義非常有熱情且信心百倍。參閱Lars Lih, 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 Historical Materialsim Book Series (Chicago: Haymarket, 2008 [2005]).
[2] 《圣經》中文和合本譯作“稗子”，中文本《列寧全集》譯作“莠草”，本文為方便統一，全部譯為“雜草”�！g注
[3] 參閱《圣經》（中英文對照），南京：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00年版。
[4] V. I. Lenin, “Who Is for Alliances with the Cadets,”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06 [1963], 54.) （中文參見《列寧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第247頁。）關于后來形成這些諸多趨勢的總結，請注意下面幾點：“自從俄國發生群眾性的工人運動以來，也就是在將近十年之久的過程中，社會民主黨人在策略問題上一直存在重大的意見分歧。大家知道，正是由于這種意見分歧，在90年代后半期才產生了”經濟主義”，結果使黨分裂為機會主義派（工人事業派）和革命派（舊火星報派）。但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與西歐的機會主義不同，有它自己的某些特點。俄國機會主義非常明顯地反映出黨的知識分子翼的觀點，或者可以說，反映出這個知識分子翼沒有任何獨立的觀點，它既迷戀于伯恩斯坦主義的時髦字眼，又迷戀于純粹的個人運動的直接結果和形式，這種迷戀使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紛紛叛變而投到自由主義方面，使某些社會民主黨人創造出有名的“策略-過程”論，這個理論使我們的機會主義者得到“尾巴主義者”的綽號。他們一籌莫展地尾隨在事變的后面，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在一切場合縮小革命無產階級的主動性旗號。這是怪事，但卻是事實。沒有人象工人事業派這樣侈談工人的主動性，也沒有人象工人事業派這樣以自己的說教來縮小、削弱和降低工人的主動性。英文參見Lenin, “Two Tactics,” vol. 8, 1905 [1962], 148. 中文參見《列寧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第236頁。另參有關論述民粹派和社會革命派的文章：Lenin, “Petty-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Socialism,” vol. 8, 1905 [1963], 439.
[5] 祖巴托夫是警察頭子，他試圖通過建立合法的、被警察控制的工聯，讓工人們不去參與社會民主黨進行的革命行動。奧澤羅夫（I. Kh. Ozerov）以及沃爾姆斯（A. E. Worms）都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后成為祖巴托夫“警察社會主義”的代言人。
[6] 果戈理（Gogol）的短篇小說《舊式地主》（Old-World Landowners）中的一對夫婦。太太普利赫里婭·伊凡諾芙娜只關心她的花園，對發生在其他地區的任何事件都不在意。
[7] 英文請參見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 vol. 5, 1902 [1961], 455-56； 中文參閱《列寧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第100-10頁�！�
[8]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vol. 5, 1902 [1961], 452-67.
[9] Ibid., 455.
[10] Ibid., 456.
[11]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 1902 [1961], 472, 485; “A Letter to a Comrade on Our Organisational Tasks,” vol. 6, 1902 [1961], 248;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Letter from ‘7 Ts. 6 F.’,” vol. 6, 1903 [1961], 311-312. 合法/非法斗爭展示了其他一些關鍵的神學-政治問題，特別結合列寧最喜歡的術語“奇跡”來考慮，也因此展示了革命的本質、形式及絕對的自由以及民主等。這些均值得進一步研究。
[12]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 1902 [1961], 456.
[13] Lenin, “Two Tactics,” vol. 8, 1905[1962], 155-156. 中文譯文參閱《列寧全集》第9卷， 第243-244頁。
[14] Lenin, “New Tasks and New Forces,” vol. 8, 1905 [1962], 214-15. 中文譯文參閱《列寧全集》第9卷，第282頁。另參Lenin,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Twelve Years,” vol. 13, 1907 [1963], 102;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vol. 13, 1907 [1963], 122; “Two Letters,” vol. 15, 1908 [1963], 288.
[15]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1961], 458, 461-464, 472, 485, 487, 508; “A Letter to a Comrade on Our Organisational Tasks,” 1902 [1961], 248;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Letter from ‘7 Ts. 6 F.’,” 1903 [1961], 312.
[16]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1961], 462
[17] Lenin, “The Agrarian Programme of Russian Social-Democracy,” vol. 6, 1902 [1961], 126-127; “What Our Liberal Bourgeois Want, and What What They Fear,” 1905 [1963], 241-42.
[18] Lenin, “Social-Democracy's Attitude Towards the Peasant Movement,” 1905 [1963], 237-38.
[19] Lenin, “No Falsehood! Our Strength Lies in Stating the Truth! Letter to the Editorial Board,” vol. 9, 1905 [1963], 297.
[20] Lenin, “When You Hear the Judgement of a Fool ….,” from the Notes of a Social-Democratic Publicist, vol. 11, 1907 [1962], 456
[21] Lenin, “Draft for a Speech on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the Second State Duma,” vol. 12, 1907 [1962], 268.
[22] Lenin, “Old and New: Notes of a Newspaper Reader,” vol. 17, 1911 [1963], 303; A Career, vol. 18, 1912 [1964], 274.
[23] 列寧引用耶穌語錄之處頗多，在此不再詳細列舉。
[24] 參閱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 199; vol. 4, 406; vol. 5, 237, etc。
[25]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1, 236; vol. 8, 318.
[26]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 313. 3.
[27]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 453.
[28]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 250-251.
[29]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278.
[30]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501-502, 505.
[31]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502-503, 508-509.
[32]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503.
[33]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508.
[34]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248; vol. 7, 177.
[35]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272-273.
[36]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393-394.
[37]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418-419.
[38]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515.
[39]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254.
[40]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41]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208.
[42]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370-371.
[43]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410-411.
[44]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455.
[45]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8, 240, 241, 242.
[46]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8, 311-312.
[47]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8, 414.
[48] Lars T. Lih, 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447.
[49] 巴丟（Badiou）將列寧比喻為使徒保羅，他的這個類比錯了。巴丟提出，因為列寧本人發現耶穌語錄對他的革命組織來說更有用，列寧與馬克思的關系好比保羅與耶穌的關系。參閱Alain Badiou, Saint-Paul: la fondation de l'universal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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