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送王船”的本意為送瘟神,但是在我國福建、臺灣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馬來西亞被附加了多種意義,特別是“代天巡狩”名號出現后,送王船的意義指向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抗瘟意義退化直至消失,王爺代替“天意”(祈求風調雨順、四境平安)到海陸各處或陰陽兩界巡查,在“代天巡狩”的名義下,有瘟神功能的王爺演變成了全能神。王爺“負責”著人類的生命安全,送王船儀式展現了民眾獨特的時間生活,有著一套特殊的文化“語法”。
一、從“王爺”到“代天巡狩”:瘟神的退化與全能神的現身
2020年12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中國與馬來西亞聯合申報的“送王船——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系的儀式及相關實踐”列入當年《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這是中國非遺保護的一項重要的文化事件。
在中國南方,燒紙船送瘟神是一個被廣為接受的除瘟習俗,閩臺兩地甚至東南亞閩人社群送王船時,也未脫離“燒船送瘟”的原初意義。歷史上泉州有五月“以紙為大舟及五方瘟神……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者”。福州有八月五帝(瘟神)巡游于閩江焚燒紙舟的做法,莆田有端午彩舟送五帝(瘟神)習俗,可見送瘟神(五帝)是送王船的“底色”。但是今天絕大多數福建濱海社區的送王船儀式參與者,并不認為儀式僅僅是在送瘟神,在他們的心目中,這一儀式更多的意義指向是祈求濱海民眾生活美滿、風調雨順、四境平安,廈門民間就把送王船稱作“做好事”。從請王爺送瘟神擴大為祈求幸福、平安,最明顯的語義轉換體現在“代天巡狩”名號的使用上。閩南語濱海社區的王船之上不約而同張掛一面旗幟,上書“代天巡狩”四個大字,這是送王船儀式與內陸送瘟神從名號到內容上的最大不同,王爺都是送往大海,所以與其說是“代天巡狩”,不如說是“代天巡!。
清代(時期不詳)莆田國畫《五帝顯圣圖》中龍舟船舷兩面大牌都寫有“代天巡狩”字樣,表示送出去的王爺承擔著“代天巡狩”的重大使命,這個使命不能狹隘地理解為攘除瘟疫這一件事。在儀式參與者看來,除瘟只是王爺“巡狩”的目的之一,“巡狩”更多的意義不能被“除瘟”一意遮蔽。送瘟入海,播瘟異地,那是傷天害理,絕對不是“代天巡狩”的目的。已經有學者指出,“代天巡狩”意義下的王爺不再是瘟神,而是“送瘟之神明”。泉州富美宮有蕭太傅王爺、關公、文武尊王(1821),以后有忠義神明蕭太傅派出的金、韓、池、雷、邢、狄、張七位王爺登上“金慶順”號彩舟“駕放出洋,巡游四方”漂至苗栗,這應該是王爺巡境(巡游)的最早記載(1903);泉州東岳廟的王爺是文天祥、岳飛、陸秀夫、關公、張飛、許遠等忠臣義士;泉州斗美宮有池、朱、李三王爺。
從語源學角度看,“巡狩”一詞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后來衍生出成語“南巡北狩”。而“代天巡狩”則意指巡查官員代天子到諸侯國查看政事執行情況,《幼學瓊林》卷一“文臣類”有“代天巡狩,贊稱巡按”,指“巡按”代替“天(子)”到四方檢查政事。在送王船儀式中,“代天巡狩”意義轉化為王爺代替(行使)天意到地方或陰陽兩界巡查,“天”已經不再是孟子所說的周天子,也不是《幼學瓊林》中的皇帝,這里的“天”即最高天神天公——玉皇上帝,它由原意中的“人皇”,變成了儀式中的“天皇”,“代天巡狩”在此寄托著人通過“儀式”的實施,來滿足人的生命得以安順的“人愿”。人際(天子與人民)關系轉變為天人(天公與人民)關系。這里的“人愿”不只是除瘟一種,還有更為豐富的生命訴求!按煅册鳌钡膬x式性展開就是王爺(漳州龍溪進發宮一帶稱為“恩主”“恩主公”)在儀式中代行天意,祀神(天神與王爺)以求人安,所以送王船習俗在濱海閩南人身上,已由單純的“燒船送瘟”演變為“燒/漂船”保佑風調雨順、四境平安,這是參與者意欲讓“王爺服務于人”的觀念形成的一種帶有情感與想象意味的模擬與象征活動。此種活動儀式復雜,過程較長(多從春天啟動儀式,秋天處置王船結束),王船有許多裝束,處置王船(送船)時,伴隨有信仰者參與的各種“陣頭”展演活動,帶有濃烈的民間審美與狂歡形式。所以閩南語濱海社區的“送王船”既是儀式活動,也是審美活動。
“代天巡狩”是我國福建、臺灣兩地以及馬來西亞送王船儀式中打出的共同旗號,有別于單純送瘟神的王爺,所以民間也稱其為“代天巡狩王爺”。據記載,“代天巡狩”名號較早出現在王船上,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泉州富美宮漂放王船“金慶順”號上插“代天巡狩”大彩旗漂至苗栗。
送王船本意為“送王爺之船”,傳統研究著力于“誰是王爺”的話題,送王船多被視為王爺信仰的附屬話題。臺灣學者蔡相輝認為王爺即“朱王爺”鄭成功,大陸學者更傾向于王爺最早是送瘟的神明,有服瘟代民而死的池王爺,有為民積善獻身的俞大猷,有遭奸人排擠而自殺的蕭太傅,有勤政為民的郭子儀、范仲淹、包拯等人,也有專事送疫的東西南北中五方瘟神及下文所述的受害博士(進士)演化而成的瘟神等,這些研究除了辨明王爺身份,對送王船儀式較少提及,林國平所著《閩臺民間信仰源流》將王爺信仰列入瘟神信仰,并認為送王船最早也是送瘟神,臺灣學者劉枝萬注意到送王船中的瘟神色彩已經逐漸淡化,成為集多神信仰于一體的雜神信仰。本文基于相關研究成果和田野報告認為,“代天巡狩”旗號的打出,是王爺的神性由瘟神向全能神轉換的一個重要節點,之前的送王船送的是瘟王,作為“代天巡狩”的王爺,則是保護四境平安、風調雨順的萬能神。
二、不一樣的王爺:橫空出世的“代天巡狩”
閩南送王船來自王爺信仰,王爺最早是消滅(攘除)病疫的瘟神,由360名博士變來,或傳秦始皇坑殺的360名博士變成瘟神,或傳唐360名冤死進士變成瘟神,或傳明末360名進士不愿降清,集體自殺而成瘟神。送瘟神,除瘟疫,這是我國各地百姓制作“瘟船”并加以焚燒或漂放的最早理由!度莞尽份d:“是月無定日,里社禳災。先日延道設醮。至期,以紙為大舟及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備,陳鼓樂儀仗百戲,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者!
閩南王爺本意是瘟神,用紙船或木船送瘟神是王爺信仰的儀式環節之一,只是后來被放大與延伸,在“代天巡狩”的名義下,瘟神演變成全能神了。閩南濱水村落的送王船儀式中,人與王船的關系,構成了人神關系;王船內部神明的關系也是主次分明,被“擬人化”、“人間化”和“社會化”了。比如漳州市的中山舊橋頭的水上神廟進發宮由一主船、兩副船構成,主船船艙正中神龕主祀“朱池邢李”四府王爺,旁列劍印將軍、九天玄女、玄天上帝、關帝圣君、中壇元帥、玄壇爺、黑虎將軍、福德正神等30多尊神像,所有神明各就各位,相安無事,等候著人們在王醮儀式中體面、熱鬧、神秘地將其送走。
在民間,王爺的職能有多種理解。(1)除瘟者,即瘟神可以消滅降臨疫病、散播瘟疫的厲鬼、兇神或邪祟,瘟神對待它們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人送瘟神的儀式加以攘除。送王船中的各種禁忌,以及燒王船、出海漂王船,都有逐疫(大儺)意味。清道光十九年《廈門志》卷十五“風俗”稱送王船為:“圣人神道設教……猶曰:‘得古儺遺意!绷趾馈杜旌䦶d志》卷九“風俗”云:“竊謂造王船,亦古者逐疫之意,使游魂滯魄有所依歸,而不為厲也!保2)水中遇難的孤魂野鬼的管理者與安撫者,王爺對孤魂野鬼或喝退或安撫。如果是喝退,王爺便面呈兇相,一如捉鬼的鐘馗,被工匠做成兇神惡煞、以丑嚇鬼的神明,以至于民間在送王船時拒絕婦孺觀看;如果是安撫,王爺便被塑造、制作得慈眉善目。(3)地域保護神,作為瘟神的王爺是除瘟滅疫、保境安民的善神,屬于地域保護神:“(廈門)后崎尾大王街地方……王爺船,謂請王爺收拿疫鬼裝入船中,載送出洋。待船制成,即迎神。會名游山探路,繞境保平安!保4)禳災植福、有求必應的全能神。
上述第一種作為除瘟的“王爺”的職能在于消滅散瘟厲鬼,是攘除冤死兇死、作祟人間的邪祟的主要力量;而第二、三、四種職能不再只是止疫除災的瘟神,而是“代天巡狩”,上呈天意、下鎮邪祟的執掌者。漳州中山舊橋頭的進發宮神龕供奉“朱池邢李”四府王爺,上刻有“玉皇上帝、九天玄女、閻羅天子”和“敕封代天巡狩奉旨”字樣的兩面神明牌位,“代天巡狩”指的是四府王爺遵從玉皇上帝旨意,駐于宮內,代表“上天”,以玉皇上帝欽差的身份巡撫安民。其權限較瘟神大大增加,其神明構成越來越復雜。到了現代,每船載著3個或5~7個或10個王爺,有瘟神,也有非瘟神(如鄭成功)。
王爺與閩江純瘟神(五帝)信仰有著細微差異,即全能神與職能神的差異,閩南所送王船的使命是“代天巡狩”,執行天意,以求諸事平安,閩江送船出海只是為了逐疫,清施鴻保(約1845~1859)《出!吩疲骸俺龊,驅遣瘟疫也,福州俗……漳府屬亦有之,然皆綾紙所糊耳。惟廈門人造真船!彼屯醮幠V鹉晔⒋,舊時王船上繪制或扎制猙獰厲鬼如今已經不多見,船上所供王爺及其周邊役使也是慈眉善目,之前婦孺不得觀看的禁忌已經被全民參與替代了,在送王船過程中,人們可以許下不同的心愿,祈求王爺保佑,這說明送王船正在由單純瘟神信仰向全能神信仰轉換。王船背后的超自然力量,經歷了以下意義轉化的過程:
邪祟攘除者—職能神(瘟神)—地域守護神(王爺)—全能神(代天巡狩)
三、“代天巡狩”下南洋:“送王船”儀式的跨境播遷與多族共納
因有宋元發達的海商經驗,從15世紀開始,閩人開啟了移民海外的歷程,史稱“下南洋”,17~20世紀閩人移植南洋高潮迭起,改變了南洋諸國人口、經濟、文化格局。伴隨著閩人面向南洋的移民潮,“送王船”儀式也被帶到南洋,最為著名的就是馬來西亞多個地市閩南語社區華人(主要祖籍地為漳州)、峇峇娘惹人(華馬混血)以及印裔馬來人,迄今為止仍保留著送王船習俗,當地表述為“王舡(音同船)游”,其中領頭的舉辦方是馬六甲市的勇全殿(馬六甲州怡力街195號)。馬來西亞的送王船與閩南的送王船十分相似:(1)送的是除瘟滅疫的各府王爺,常常有姓無名,共有朱、溫、池、李、白“五府王爺”,最著名的是“池府王爺”,與廈門沙坡尾社區龍珠殿的王爺一樣,王船上打出的王爺名號一律是“代天巡狩”,船頭、船舷、船上“王府”均有此四字,說明馬來西亞的“王爺”信仰指向和閩南的一樣是全能神;(2)所送王船皆為雙桅帆船,帆面均書“合境平安”“一帆風順”;(3)以焚燒王船(舡)結束儀式。文獻記載,勇全殿送王船有9次之多,分別是1854年、1880年、1891年、1905年、1919年、1933年、2001年、2012年、2020年,馬六甲馬來西亞送王船博物館還保留著1919年(史載馬六甲勇全殿第五次送王船)的一幅送王船照片,據說是迄今為止存世最早的送王船影像資料(見圖1)。
從文物古跡看,勇全殿建廟時間應該不短,里面池王爺的神龕標記時間是嘉慶二十三年(1818),一塊匾額標記的是道光十七年(1837),說明當地王爺信仰已有200年左右。
馬來西亞馬六甲州華人的主體人口源自福建閩南地區,占該州華人人口總數的47.7%(見表1)。這是當地送王船習俗源自閩南的主要原因。據2000年馬來西亞七大方言群在各州的人口及各州華人人口所占比例的統計資料,馬六甲州華人178萬人,277萬人,占州總人口(635萬人,791萬人)的28%,這些華人中來源于閩南的最多,約計8.1萬人,該州所有送王船的宮廟(有勇全殿、清華宮、華德宮、清侯宮、玉華宮5座王爺宮廟)都建在閩南人社區。除了馬六甲州的各路王爺宮廟,馬來西亞相關州的王爺信仰還分布在峇株巴轄(旁加蘭港)、吉蘭丹、古晉等地的華人社區。
2011年廈門市啟動“送王船”申報“國遺”后,2012年,廈門聯手本市13所王爺宮廟成立“送王船聯誼會”,并舉辦相關研討會、傳習中心、社區展示廳,同年,馬來西亞馬六甲州勇全殿聯手清華宮等王爺廟舉辦“安全號”王舡游、學術會議,推出臉書賬號、明信片、紀念郵票、王舡博物館,設置送王舡固定場所,給本地“送王舡”資料建檔。2016年中馬雙方在廈門市敲定聯合申報“世遺”,迄今為止馬六甲州王爺宮廟來閩與相關宮廟交流達十多次,為與中國聯合申報“世遺”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馬六甲的“王舡游”習俗受到當地多種文化的影響,而與祖籍國的“送王船”習俗有了細微不同:(1)儀式稱呼不同,閩南叫“送王船”,馬六甲叫“王舡游”;(2)儀式頻率不同,閩南3~4年一次,馬六甲閏年旱季舉辦;(3)儀式參與者不同,福建全為閩南人(包括廈門鐘宅畬族、漳州舊橋疍民),馬六甲則包括閩南人、峇峇娘惹人(中馬混血,土生華人)和印裔馬來人;(4)2002年馬六甲州勇全殿從文萊代天堂引進“輦轎扶鸞”(神醫問診)活動,類似于閩南地區保生大帝信仰活動中的扶鸞、神診。
四、從驅瘟到禳災:“代天巡狩”與生命安全的維護
保證生命安全是所有的民間信仰得以延續的主要原因。將王船造好,擇日將其付之一炬,或任其漂流四海,是送王船儀式的最高潮部分。為什么要焚燒王船或漂放王船?這涉及王爺信仰的初意,即瘟神信仰。自然力無法解除危機,信奉超自然力就成為解除危機的有效方式。舊時福建氣候炎熱,衛生條件差,缺醫少藥,容易滋生疫情,奪人性命,越是有人力不足以應對的危險,就越是有假借超自然力的儀式應對。閩南送王船有三個意涵。(1)請作為瘟神的王爺逐疫。(2)燒船表示“游天河”,以火逐疫;漂(放)船表示“游地河”,逐疫入海。(3)王爺賞善罰惡,代天巡狩,威震邪祟,保境安民。這三個目的都是維護生命安全。
既然是利用儀式抗擊瘟疫,那么作為禳災儀式之一的送王船就是地道的保護型巫術。馬林諾夫斯基曾將巫術分為保護型(防身除疫)巫術和生產型(保護物產)巫術,它們屬于白色巫術(White Magic)。送王船儀式意在通過禳災逐疫、安撫厲鬼的“表演”使生命更加安全、生活更加平順,自然可以納入富含保全生命意味的保護型巫術范疇。依據弗雷澤的分類原則,送王船首先屬于模仿巫術,模仿××即可影響××,無論抬王爺巡境,抑或送王爺上路降瘟,都是在模仿王爺“代天巡狩”,禳災納吉,以獲得對災難(海難、瘟疫等)進行控制的實際效果。
嚴格意義上說,送王船儀式就是一種帶有象征意味的系列表演,是一種盛大的廣場藝術。不單儀式中的各種民間藝術(如誦經、鼓樂、道士做醮、王船的精細制作、送船巡境時各類陣頭的舞步)展演或展示,儀式本身就是帶著“情節”意味的“半戲劇化”演出,造船、獻祭、做醮、送船巡境、海邊送船(燒或漂),鄭重其事展開“故事”:敬請“代天巡狩”王爺登舟、出巡、遠行,儀式的統領者就是這出戲的“導演”,每一個介入者都是“演員”,聞聲而來的看客都是“觀眾”。在這樣的儀式活動中,人們制造華麗的王船、穿上儀式性盛裝,寄托對生活的美好期待;戲劇化的送船體現著對王船“代天巡狩”的堅定信奉,使這種保護型巫術與審美創造融為一體。在送王船儀式中,所有的民間審美活動附著于保護型巫術本身,具有巫術與審美的雙重特征。
送王船習俗發源于濱水的閩南沿;蜓亟貐^,與這些地區抗瘟除祟、安撫海難死亡者密切相關,因此,該習俗應視為水域群落的禳災習俗。針對水上災難(瘟疫、海難)舉行的送王船儀式,其實就是利用民俗活動對可能產生的危機加以對抗并獲得心理上的安撫,所以送王船是一種民俗治療方式。民間的大型儀式都是有原因的。走船的閩南沿海人,其生計充滿了危險。一怕風高浪急而沉船,二怕瘟疫瘴癘而奪命。去風險、保平安,是送王船儀式的根本目的。送王船儀式被視為維系濱海瀕水群體生命安全的公共行為,于是百姓才投入時間、財力與熱情。
五、送王船的空間展開與入儀者的時間生活
送王船習俗參與者多為濱水村落民眾,有的是以船為家的疍民(如漳州九龍江居水社)。儀式首先從陸地展開,除疍民外,送王船前的王醮活動也多數是在陸地上完成,王船送至海(江)邊以前,送行隊伍一律要在家戶門前沿途繞境。王船在陸地上的儀式關涉陸地人的生活安寧;王船在海邊送走,儀式關涉海上民眾的安寧。因此,王船送行的過程,其實表現了從陸地到海洋某種神秘的精神鏈接。王船多由漁村、漁港相關人員在陸地請工匠提前制好,并在陸地相關的王爺宮廟完成“送”前絕大多數儀式環節。但王船最后要帶到海岸邊焚燒或漂走,儀式目的地是大海。送王船是漁民、半農半漁的閩南沿海村落的傳統習俗,目的是滿足水上或海洋勞作群體的精神訴求:(1)通過儀式安撫水上遇難的孤魂;(2)祈求水上靖安,與媽祖職能相仿;(3)促進漁發市利,保佑漁村生活安康、生意興隆、水陸兼寧。
送王船習俗故地在閩南廈、漳、泉,隨著閩南人的擴散以及流散異地(主要是臺灣和東南亞地區)的閩南人接納漂舟、善待王船,形成了與王船有關的一系列具有延伸性、相關性的新習俗。如果所送王船不是在當地海岸焚燒宣告儀式結束,而是隨風漂至異地,那么必然會衍生出異地閩南人“接王船”,無論送還是接,都在海岸邊進行。王船從大海此岸的科儀中出發,漂至大海彼岸,又在科儀中結束。整個過程,人們恪守心照不宣、約定俗成的習俗默契,在本地熟人與異地陌生人中,完成王船的整個儀式過程。接王船后的延伸性展開,則與本土送王船儀式無關,屬于“處置性”習俗。
閩南漳州進發宮每三年舉行一次送王船儀式(每年都有道士王醮活動),步驟如下。(1)送王船年的春天二三月“詢平安”,夜請各路神明,確定外海王爺以及水府王爺數目與姓氏。(2)“請平安”,由三壇法長主持儀軌,請到此“代天巡狩”的各路王爺替身彩扎王令(令箭),供于神龕并駐蹕半年。九月初八結船建壇,初九請諸神之彩扎金身于王船廠開光后到主船王爺館安座,王船為長約7米的竹木骨架,用絹布和綾紙扎在船骨上,船頭為紙獅頭,船身及兩側插有各種旗幟。九月十一舉行過火科儀。(3)“送平安”,九月十三,道士做“請王送瘟修醮謝恩祈安植福法會”,將王船送至江上沙洲(2021年改為江上鐵船)置入供品再焚燒王船,前后歷時三個小時。十四、十五、十六,各循科儀并告結束。從時間上看,從請神到送神,送王船往往歷時6~8個月;兩次間隔3年;從“詢平安”、“請平安”到“送平安”,送王船的主要儀式(王醮)均在陸地舉行,王船焚燒/漂放之后,即與村人無關。所以從入儀者的時間生活看,送王船儀式具有間隔性(三年一次)、循環性(周而復始)、模式性(王醮/繞境/送舟)、狂歡性等基本特征。
這些特征彰顯了送王船儀式介入者的集體無意識與儀式廣場的周期性狂歡。這是因為,送王船的地區全民介入的儀式行為,寄托了人們對災難和疾病的畏懼以及給予控制的愿望與信心,它在集體中展開和結束以及每三年周而復始進行,說明:(1)不經常舉行,若舉行,則必循儀式本身的“套路”(展開法則);(2)認為儀式能提振信心、自我慰藉和釋放焦慮。所以,三年一次的送王船的重復上演,顯然出于保護和珍惜生命的目的。送王船最初是禳災性儀式,帶有儀式性禁忌(如嚴禁婦女兒童觀看),但在突破禳災單一目的成為滿足多種心愿的儀式后,送王船開始顛覆許多舊日的禁忌,演變成為一種全民參與的節日和世俗性、開放性、周期性廣場狂歡活動。婦孺被允許觀看,嚴肅的祭祀與活潑的民間藝術表演穿插進行,祭祀中的儀式裝束(如參與打醮的道士身著華麗的道袍)和儀式藝術(如鳴鼓、奏樂、步虛、唱禮、祝神)與本地民間藝術(如高蹺、神尪、舞旗、拍胸、陣頭)同步進行,成為一種廣場性和街頭性的狂歡。
六、送王船的文化“語法”
送王船儀式無處不表現為入儀者二元對立的分類意識。在儀式中,人/神,村民/神職人員,日常/儀式,危機/解厄,焚燒/漂放……都構成一套完整的儀式密碼或文化“語法”。這里主要分析幾種文化事象的結構關系。
(一)王船神明面相:古代的猙獰恐怖和現代的慈眉善目
王爺的身份經歷了從古代的瘟神到后來的“代天巡狩”(全能神)的變化,其面相也隨之經歷了由丑到美的轉變。瘟神色彩濃郁的王爺是疫鬼的驅逐者和嚇退者,以丑制丑,是傳統王爺(瘟神)獰厲面孔制作的初衷,如清末泉州“送王流水去,鑼鼓聲動天,嚇得人悸半死,恐被王爺帶上船”。這種王爺自然一臉兇相,而當他們位居“代天巡狩”行列,其職能已不只是除瘟,他們多來自心系百姓的正面人物,送王船儀式中他們已不再是嚇退婦孺的兇面瘟神,而是慈眉善目、和顏悅色、形象姣好的正神。
(二)從紙船到木船:王船處置的二元對立
紙船。燒紙船,是從內地到沿海具有普遍性的送瘟神方式。毛澤東《送瘟神》“紙船明燭照天燒”可證。早期糊紙為船燒毀以送瘟神各地都比較流行,漳州進發宮王船就以竹木為骨架,糊上絹布和綾紙,送船日抬到河洲焚毀。
木船。木船可燒可漂,因承重能力強,木船上一切神明及物件較紙船更加復雜,“歷史上的王爺船長度約10米,載重2噸以上,經得起大風浪,可漂過臺灣海峽。王爺船布置得十分美觀,畫得五彩繽紛、五光十色,王船木料選擇比貨船更好,精工制造。王船甲板設有神龕,正中為主神,旁配有副駕三駕。王船兩旁插上刀、槍、劍、戟,大牌,涼傘,彩旗,肅靜、回避牌等物,神龕前陳列公案桌,桌上有香爐、燭臺、文房四寶、供品、花瓶。左有一列紙扎的人役(水手、公差神將),還有樂隊、樂器。船艙中裝有熟飯、藥材、柴米油鹽醬醋茶、布匹、紙衣、紙褲,還有甕、盆、桶、秤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船上還放一只活公雞報更,1~3只公羊。艙底還放有木料和石料,木料是供給塑造神像用,石塊保持船體平衡,船艙中放許多冥紙(金銀紙等)”。
(三)王船的焚燒/漂放
焚燒來自舊時以火逐疫,漂放來自舊時“出!保ㄒ嗝案『!保┧鸵,是火、水兩種送神方式。清代廈門蕭寶棻《鷺江竹枝詞·王船》云:“牲儀果品送家家,一座王船萃物華。清醮建余隨繞境,海濱火化當驅邪!痹婎}注:“夏月鄉人制小船一座,船器具食物俱全。諏日迎遍街衢,并備牲禮,將船送往海濱焚化,謂之‘送王爺船’!
焚燒的王船有兩種,一種是紙船,一種是木船;漂放的王船只能是木船。一般來說,無論焚燒還是漂放,都要把王船運到海邊。前者通過“燒”(毀形滅跡)來送王爺(瘟神),亦名“游天河”,后者通過“漂”(保護船體,任其漂流)來送王爺,亦名“游地河”。林豪《澎湖廳志》云:“(王船)造畢,或擇日付之一炬,謂之游天河;或派數人駕船游海上,謂之游地河!鼻 吨刈滕P山縣志》卷三“風土志”云:“醮畢,設享席演戲,送至水濱,任其漂去,紙船則送至水濱焚之!泵駠18年刊《同安縣志》云:“近海者,造龍船,名曰王船……屆期將船掛帆,乘風送出海洋,任漁船搬取。其船漂流到何鄉,該鄉則迎而祀之。擇期,仍送去!睔v史上,臺灣的王船處置儀式(如焚燒或漂放),都是由閩南(特別是泉州)沿海王船漂放到臺所致。焚燒或漂放,視情形而定:“臺俗尚王醮,三年一舉,取送瘟之義也……(請王即畢)將瘟王置船上,凡百食物、器用、財寶,無一不具。送船入水,順流揚帆以去!
(四)巫術/祭祀
送王船既是人對邪祟(瘟神)的滅除、鎮壓、驅離的巫術行為,也是祭水府神明的一種有求于崇拜對象的祭祀行為。送王船儀式中,巫術與祭祀兩種活動或交叉進行或混合一體,難以截然區分。
(五)安境的王宮/移動的王府
送王船前,陸地上有祭祀場所(宮廟),內供王爺,起到安境的作用。以泉州為例,知名的王爺宮及其供奉王爺情況見表2。
王爺一旦從王宮請到王船上的王府,這個王府就會在儀式中得到移動,所有的移動都是在王醮和繞境的儀式中進行的。如果最終沒有被送走,登舟的王爺繼續履行安境的職責。焚燒或漂放的王船雖然也可安境,但也有更多的想象性的解讀,例如威懾厲鬼,安撫死魂,等等。
(六)送王船/接王船
如果以放舟入海任其漂流的辦法送王船(臺灣叫“游地洞”),這些王船漂到其他海岸的漁村擱淺,撿到王船的村民會請出王船上的神像加以供祀。這就是“接王船”儀式。清代的時候,泉州富美宮的王船海上漂移,常常漂到臺灣西海岸村落被人撿到,供奉在相關廟宇中,使得“送王船”變成異地陌生人的“接王船”!坝信_灣瘟神總廟之稱的南鯤鯓代天府,相傳在清康熙五年(1666)由麻豆一位姓楊的漁民發現王船后,將船上所奉的李、池、吳、朱、范五位王爺神像請到鯤鯓山蓋一草寮供祀,后改建為宮廟。云林縣麥寮光大寮的村民在清乾隆十年(1745)從水邊撿到富美宮的沉香木料(王船上的構建)雕刻蕭太傅神像供奉。嘉慶元年(1796),新竹縣的居民撿到富美宮王船,船上蕭、潘、郭三王爺神像被奉祀。嘉慶十年(1805),臺中大安鄉村民建和安宮,供奉?吭诤┥系母幻缹m所送王船內的金、吉、姚三尊王爺神像。泉州法石文興宮送出的王船在清代也被苗栗縣后龍鄉鄉民撿到,船上的王爺香火被供奉。臺北三重市斗美宮等還保留著石獅祥芝斗美宮送出王船的遺物!
臺灣“接王船”并不僅限于接,也會仿照閩南“送王船”,其“送”也分別有焚燒和漂放兩種做法!杜旌䦶d志》卷九云:“大王廟,神各有姓,民間崇奉維謹,甚至造王船、設王醮,其說亦自內地傳來。船造畢或擇日付之一炬!比绻拥酱箨懫瘉淼耐醮,便將王爺請到“王廟,逵醮演戲……祀畢,仍送至游海,或幫焚化”。臺灣人接到王爺,或令其再次漂走,或將其焚燒。漂放或焚燒的儀式,也大體上同于閩南:“臺灣王船也是約10米,辟有8個船艙填塞各種物品。放燒王船前先舉行盛大的做醮慶典,王爺出巡各村莊繞境,熱鬧非常,有藝陣、藝閣、神轎、代王爺出巡的王爺的王馬,主要祈求福安、吉祥。三天后舉行放燒王船。先恭請大王爺登船,地上堆滿金紙,是信徒捐獻的,把王船拉到金紙上,船中引火燃燒,這時是夜間11~12點;另一種方法是恭請王船送到海邊或送到海里稱為‘王船游天河’,至11~12點,王船金紙自動發火引燃。這種燒王船要花費巨額錢財,盡管如此,臺灣民眾還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去災求福來,過平安幸福日子!
七、“代天巡狩”名義下現代“送王船”的獨立品格
盡管送王船儀式獲得了“世遺”的稱號,但并非為獲得“世遺”稱號而存在,也并非“世遺”一個名號所能概括,它有獨特的民間表述。例如,作為“世遺”項目的“送王船”,副標題是“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系的儀式及相關實踐”,儀式范圍涵蓋中國和馬來西亞閩南語濱海社區,廣東、浙江的閩南語社區卻并無送王船習俗;閩南漳州多地的送王船是將王船送到九龍江上或江邊化吉,是當地人與九龍江的“可持續聯系及相關實踐”;閩南的王爺宮廟多建于陸地上的濱海漁村,薌城區疍民的王爺廟進發宮卻建在船上;“代天巡狩”在閩南或為萬能神,閩南習俗影響到相鄰的莆田地區,其“代天巡狩”名號卻并非萬能神,而只是瘟神。所以,送王船并非像“世遺”副標題表述的那樣一致,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送王船既有一定的共性,也有各地民間各自的文化表述。如今閩南各地的王船上都會書寫“代天巡狩”字樣,漳州等地的一些王爺廟(如龍海的保泉宮)則直接把供奉的池王爺稱作“代天巡狩”王爺,“代天巡狩”這一名號之下,盡管仍有各地的內在差異,但這一名號已成為現代送王船的一種新的趨向。
第一,送王船與福州閩江地區的五帝(瘟神)信俗無關,雖然最初都是由文人轉化而來的瘟神(閩江地區為5個,閩南地區為360個),但是閩江地區止于瘟神,未向全能神轉化,而閩南地區瘟神變成王爺后,在“代天巡狩”的旗號下搖身變為全能神。
第二,最早送王船與送瘟神(燒紙船)有一定關系,即請瘟神逐疫,海陸皆可,但是現代的送王船已經不等于送瘟神。
第三,民間普度的部分儀式(如道士打醮,民間陣頭)也會用在送王船儀式上,但二者不是一種儀式。普度是道教中元祭祀和佛教盂蘭盆齋的一種雜糅,處理的是在世者與亡故的祖先的關系,時間點以農歷七月十五為中心,而送王船針對的是陸地的人與海洋的和諧問題,多在農歷九至十月。
第四,王船上的王爺不是道教中的陰神(如城隍、土地等陰司之神)或不入正統的邪神,它是濱海閩南人“代天”巡狩海陸四方,降伏萬般的全能神,表達了閩南人對大海的敬畏和感恩。送王船是把王爺請上造好的王船,船設王府,先陸上繞境,再水上送走(可燒王船、可漂王船)。安撫客死海上的水鬼不是送王船的主要目的,送王船的主要目的是“敬畏和感恩海洋”。
第五,海邊漁村送王船是陸地“王爺”信俗的海洋延伸,“送王船”申報“世遺”的副標題概括得很準確:“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系的儀式及相關實踐!
第六,王爺是濱海閩南人的“安境”之神和“納!敝,逐疫只是其許多功能中的一部分。所以閩南漁村送王船一為逐疫,二為安境(打出旗號“合境平安”,此境為陸海二境),三為代天祈福,做(各種)好事(打出旗號“代天巡狩”)。
如今的送王船已經不完全是閩臺民間濱水群落的攘除瘟神儀式,其中附加了許多新的文化內涵,從其層積和疊加的內容看,“代天巡狩”的符號指向,使得送王船儀式已從驅除災難、風險等不安寧因素演變成更加寬泛意義(如敬畏和感恩海洋,安境,祈福)的全能性儀式。獲得“世遺”稱號后,送王船被“遺產化”,各地從官方的原本不支持、不干預、不介入,迅速變成了官方著力推動和打造的地方文化品牌;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社會風險危機增加,閩南各地送王船的規模和百姓參與度均較以前有所提升;一些沿江的閩南民眾也樂意在儀式上突出“海洋”的特征,龍海九龍江邊保泉宮送王船儀式上12道“葷祭”祭品減少了家養牲畜,而增加了海鰻、干蝦等海產品?偠灾,“代天巡狩”名義下的“送王船”,在獲得“世遺”稱號后被二次“賦值”效果明顯,其文化功能已經顯示了新的疊加,這恰恰是民間文化延續中的獨立品格的表現。
《遺產》(第六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7月
民俗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