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的衰亡并非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亦即并非由于其敵人在數量上大占優勢，亦非因為帝國本身缺乏政治領袖。事實上，羅馬帝國在其最后的百年中不乏偉大的政治家，例如英雄人物斯提利科就集日耳曼的勇武與老道的外交手段于—身。然則為何日后那些土頭土腦的封建部落諸如墨洛溫人、加洛林以及撒克遜人能夠動員足夠的兵力去抵擋撤拉森人和匈奴人的兇猛進攻，而羅馬人即使有斯提利科之輩為領袖卻已完全做不到這一點？答曰：羅馬帝國早就已經在衰落中，蠻族的入侵只不過為羅馬漫長衰落過程劃了一個句號罷了。
不過首先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并非由于羅馬帝國的衰亡所造成。事實上，古典西方文明本身在此之前早就已經沒落，但羅馬帝國作為一個政治結構卻在古典文明衰落幾世紀后仍然存在。早在第三世紀初，羅馬文學已乏善可陳，羅馬法學則與其各學派一起退化；希臘羅馬的詩歌幾已絕種，歷史編纂—片凋零，甚至連銘文都已難得一見。用不了多久連拉丁文本身都已讓位給各種方言。
再過一個半世紀即當西羅馬帝國最終滅亡時，帝國內部事實上已經從文明退化為野蠻狀態了。只不過外部蠻族的入侵并未建立新的制度來代替帝國的舊制度，以至墨洛溫王朝至少在高盧一度基本上是羅馬外省組織的延續。
由此我們不能不問：古代世界文明衰落的原因究竟何在？
對此自然早就有過各種解答，有些不著邊際，有些則從正確前提導出錯誤結論。例如有人論證說，是專制主義扼殺了古代人的心智及其政治生活。然而再明顯不過，腓特烈大帝的專制主義恰恰是促成欣欣向榮的動力。另外一些人宣稱，上層社會的奢侈與墮落乃招致歷史對他們的懲罰。但奢侈與墮落都只是病兆，而非病因。導致古典文明衰亡的原因遠比任何個人的邪惡重大得多。
再有一種解釋則將重心放在羅馬婦女的解放上，即認為統治階層之間婚姻紐帶的解體削弱了古代社會的基礎。這只能說明我們時代的反動者仍然在不斷重復當年那位有偏見的反動者即史家塔西陀關于所謂日耳曼婦女的故事，實際上這婦女乃是一個作戰農民的悲慘奴隸罷了。真正講來，這種理化的“日耳曼婦女”與日耳曼人最終蕩平羅馬幾乎渾不相干，就像廣為人知的“普魯士小學教師”與普魯士在克尼格雷茨戰役中取勝一樣不相干。事實上，如我們馬上就會看到的，古典文明的衰落毋寧說與社會下層階級之間家庭紐帶的重建有關。
還有一種解釋同樣來自一位古代人的證言，即老普林尼的名言：“大地產毀掉了意大利”。一位現代學者由是說：“看吧，毀掉羅馬帝國的正是羅馬的容克貴族們”。對立的一方則答辯說，“也許是這樣，但這恰恰是因為大地產本身已被進口谷物所毀掉。設若當時羅馬能高筑關稅以保護農業，帝國或將延續至今”。然而我們下面立即會看到，古典文明的覆滅恰恰標志著農民階級復興之開端。
達爾文主義的解釋自然更不會缺乏。近來一直都有人論證，自然選擇過程當時乃逆向而行，因為當時的征兵制使得最強者都成了獨身，從而導致羅馬種族在古代后期日益劣質化。但我們將會看到的是，事實上當時軍隊乃日益從士兵的子弟中征募，而這種發展趨勢恰恰加速羅馬帝國的衰亡。
以上種種已足以說明迄今為止人們是怎樣回答古典文明為何覆滅這一問題的。以下我將對方法問題先略作評論，然后提出我自己的回答。
一個說故事的人要能引起聽眾的高度興趣通�？傄孤牨娤嘈胚@故事乃與他們自己的生活息息關，從而最后能引出某種教訓。我要講的故事則完全不同。對我們自己今天的社會問題而言，古代史能提供給我們的東西實在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沒有。今天的無產者與古代的奴隸之間，就像一個歐洲人與一個中國人之間一樣，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我們今天的問題與古代的問題完全不同。因此我要講的故事只有純粹的歷史興趣。但盡管如此，這故事卻是有史以來最引人入勝的故事之一，因為它描述了一個古典文明的內在解體。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清楚界定古典西方社會結構的特質。我們將會看到，正是這些特質規定了古典文明發展的輪回。
首先，古代西方文明就其本質而言基本上是城市文明。城邦是政治生活及文學藝術的中心。同樣，至少在古代的早期，經濟是由我們今日所謂“城市經濟”為主所形成的。
希臘時代的城邦基本上無異于中世紀城市。兩者間的差異無非是地中海地區與中歐地區在氣候和種族上的差異，就像今天英國工人不同于意大利工人，而德國技工不同于意大利技工。
從經濟上講，古代城邦立足于一種以城邦本身市場為中心的交換經濟，即以城市工藝產品來與其內陸農村的農業產品相交換。這種貿易乃是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直接進行的而且基本上滿足所有需求；任何從外部的進口都無必要，事實上絕大多數希臘城邦都實現了亞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自給自足。
誠然，在這種本地貿易的基礎上，國際貿易很早就已開始發展而且其所及地域甚廣，交換品種亦多。由此，歷來關于古代史的討論大多都集中在那些擁有船隊從事國際貿易的城邦，從而常常使我們忘記，這種國際貿易在數量上是何等微不足道。由于古代歐洲的文明是一沿海文明，其歷史記錄因此壓倒性地首先是關于沿海城邦的歷史。然而，與這些高度發達的城邦商業經濟并肩而立的恰是在性質上正好相反的自然經濟，即內陸原始農民的自然經濟，這些農民或生活在部落共同體中，或生活在封建家族長的支配下。當時正常穩定的國際貿易只能依賴海路和大河。古代西方根本沒有與內陸的貿易，更談不上與中世紀的內陸貿易相比。備受推崇的羅馬大道并不是用作通商之途，羅馬的郵政亦非為商業服務。當時內陸土地的地租與河岸一帶土地的地租有極大的差異�？拷_馬大道被看成是一種倒霉而非運氣，因為這意味著要常受軍人駐扎借宿之騷擾。簡言之，羅馬大道乃為軍隊開，而非為商業開。
在這種狀況下，自然經濟很少受到觸動，商業當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延伸。古代貿易事實上只限于數量很少的貴重品，諸如貴金屬、琥珀、精美紡織品，以及鐵器和陶器之類。所有這些總的來說都是奢侈品，由于其價格極高，因此盡管營運費昂貴仍然有利可圖。但這種貿易在任何意義上都無法與現代商業相提并論，因為這就像是說今天的貿易只有香檳、絲綢之類而無其他一般，然而所有的統計都可以告訴我們，今日貿易的大宗都是大眾消費品。
誠然，有些城邦如雅典和羅馬曾依賴進口來保證其谷物供應。但這些例子都不是歷史的常態，而且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供應品的征集亦都委托給公共權威；古代城邦不會也不能把這些事交由不受控制的私人商號去做。
由此，古代國際貿易的受益者并不是大眾及其日常需求，而只是很小一撮富裕階層。換言之，在古代西方，貿易的擴展只有貧富日益分化才可能。更重要的是，這里我們看到了古代文明的第三個典型特征，即這種貧富分化在當時采取了一種特定的形式與傾向：古代西方文明乃以奴隸制為基礎。
從一開始，城市中的自由勞動與鄉村中的奴隸勞動就同時并存。在古代西方，就像在中世紀一樣，一方面存在著為城鎮市場產品交換而進行生產的自由勞動分工，另一方面則存在著在鄉村莊園生產而且只為鄉村莊園生產的非自由勞動。也與中世紀一樣，這兩種勞動組織方式之間的天然對立乃與日俱增。
一般而言，經濟的進步是靠擴大勞動分工來達到的。當自由勞動占上風時，經濟的進步首先要求市場的擴展，亦即在外延上把新的地理區域納入交換經濟，在內涵上則把更多的人口納入交換經濟；因此古代西方的城鎮居民總是力圖打破鄉村莊園并把莊園的農奴整合到自由市場中。反之，當非自由勞動占上風時，經濟的進步乃靠勞動人口的穩定積累來達到，因為能調動的奴隸或農奴越多，非自由經營也就越能專業化。
現在的問題是，在中世紀，最后取得勝利的是自由勞動和產品自由交換這一方，而在古代西方，斗爭的結局恰恰相反。為什么會這樣？這道理就像在古代西方技術發展必然是有限的一樣：因為古代文明以相互攻伐為常務的特點使人力的獲得最為廉價。古代戰爭乃是擄取奴隸的戰爭。這些戰爭不斷為奴隸市場供應奴隸，從而也就不斷推動古代經濟中的非自由勞動部分和勞動力的積累達到驚人的程度。其結果則是自由勞動這一部分不再擴展，手工業則無法走向由無產者的雇傭勞動來為消費者生產的階段。自由企業主與自由雇傭勞動者之間為市場生產而進行的競爭在古代也就無從發生，而這種競爭本可大大促進各種節省勞力的發明，就像今日常常發生的那樣。但在古代西方，情況卻恰恰相反，自給自足莊園中的非自由勞動反而日益占據經濟的主導地位。只有奴隸主才能以勞動分工為基礎來發展生產，而且只有奴隸主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古代西方的狀況由此日益演變為，只有奴隸經營者才能在滿足自己需求后為市場生產。
這就決定了古代西方的經濟發展大不相同于中世紀歐洲的經濟發展。在中世紀社會，勞動的自由分工首先在城鎮以內的經濟區域中發展自己的市場，面向本地市場和本地顧客的需要而生產。其后，隨著與外地市場的貿易之增加，又發展起來了各地之間的生產分工。首先是外包工制度，隨后是制造業，各種以供應外部市場及雇用自由勞動為目的的新生產方式開始出現�，F代經濟的發展由此無可避免地乃與面向大眾的趨勢緊密相聯，亦即跨地區的貿易以至跨國貿易都以不斷滿足大眾的需要為目的。
在古代西方，情況正好相反，國際貿易的發展恰恰強化了大奴隸制莊園中的非自由勞動。交換經濟在古代就像是某種上層建筑，在它之下的下層建筑則是一個不斷擴張的自然經濟，在這種自然經濟中，需求的滿足無須依靠交換，因為這種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自然經濟一方面把越來越多的人口納入其范圍，另一方面則并不依靠市場而是以奴隸莊園本身的生產來滿足奴隸的消費需要。唯當奴隸主上層階級的消費越提高，貿易才越向外擴張，但這樣的對外貿易越擴張，它所涉及的人口反而越少。這樣，在古代西方，貿易越來越變成覆蓋在一個龐大的自然經濟之上的薄網，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張薄網的網孔就變得越細，網線就變得越脆。
在中世紀西方，經濟的軌跡是從為本地需求而生產發展到為跨地區的市場而生產。這種發展是資本主義自由企業及競爭原則逐漸滲透本地經濟結構的結果。在古代西方，正相反，國際貿易的發展恰恰促成莊園經濟——即以非自由勞動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經濟的壯大，而這種莊園經濟的坐大反過來正窒息了本地交換經濟的基礎。
古代西方的這種發展軌跡在羅馬治下達到極點。在公元前287年的平民革命勝利后，羅馬共和國事實上是一個武裝農民的國家，或更確切地說，一個由自耕市民組成的征戰國家。每次戰爭都意味著吞并更多的土地以供拓殖。羅馬兵源乃從羅馬自耕市民的非長子中征召。這些非長子們沒有繼承權，只有靠從軍征戰去為自己贏得土地，同時也只有以這種方式為自己謀得片草寸土后他們才有資格取得充分的羅馬公民權。羅馬武力的秘密全在于此。然而，一旦羅馬的擴張延伸到海外領土，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因為羅馬農民并無意移居海外；在這種情況下，擴張的動力已不是來自羅馬農民，而是來自于羅馬貴族搜刮海外領土的貪欲。戰爭的目的變成了掠奪奴隸并將掠奪來的土地收歸國有；這些土地轉成地產后又出租給富裕的承包者。
羅馬農民階級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死傷達十分之一，這一羅馬農民階級沒落的結果幾乎可稱為漢尼拔的遲到報復。隨后的格拉古改革運動雖致力于恢復羅馬小農農業，但繼之而來的反動恰標志著奴隸勞動耕種制的決定性勝利。自此以后，已是只有擁有奴隸者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因為只有他們是提高生活水準和增大消費需求的唯一得益者。這并不是說自由勞動已完全消失，而是說，奴隸勞動企業現在已成為經濟發展的唯一動力。羅馬農業作家由此都想當然地認定勞動組織必以奴隸勞動為基礎。
最后，當羅馬帝國把廣大的內陸地區——西班牙、高盧、伊里利亞及多瑙河流域——都并入羅馬版圖后，奴隸勞動在古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更是與日俱增。與此同時，羅馬帝國的人口重心也隨著轉移到了內陸地區，古代西方文明由此經歷了一次重大的地域轉移，即從沿海文明轉變成了一種內陸文明。古代社會現在的經濟活動已覆蓋一個巨大無比的地域，這個地域是如此廣大以至即使經歷數百年之久也不足以將之同化到商品制度和貨幣經濟之中去，后者本是在地中海沿岸一帶發展的。因為如我們前面已經看到，即使在這些沿海地帶，跨地區的商業往來也只不過是一張薄網，這種商業活動越是向內陸地區伸張，這張薄網也就被拉得越稀薄、越脆弱。事實上，在這些內陸地域，要想文明的發展沿著以自由勞動分工為基礎來發展商業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經歷了一個以奴隸所有制為基礎而以非自由勞動來發展自給自足莊園的土地貴族制之后，這些廣大的內陸地域才能逐漸走上地中海文明的軌道。在內陸地區，貨運交通遠比在沿海地帶昂貴，因此內陸商業最初都是純粹只為一小撮人即富裕奴隸主提供奢侈消費品的。與此相似，為向市場出售而生產商品的可能性也只限于很小數目的大奴隸企業。
這樣，在古代西方文明中，奴隸主成了經濟的領頭人，而奴隸勞動則成了羅馬社會不可或缺的基礎。我們因此必須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到這一奴隸勞動制的獨特性上來。
就目前資料所及，我們現在了解最多的是羅馬共和晚期與帝國早期時代大莊園使用奴隸勞動的情況。不管怎樣，大地產永遠是最基本的財富形式，因為即使用于投機的貨幣也來自于地產，而且通常大投機商也是大地主。這必然如此，因為當時最有利可圖的投機生意都需要以地產來擔保，例如包稅、租賃，以及承包公共工程等。
一般而言，羅馬的地主并不親自經營他的莊園。相反，這些地主乃是城鎮居民，主要以政治為業，而最關心的就是他們的地租。經營莊園的事務一般都交給非自由身份的管事。由此導致的農業制度的主要特征大體如下：
為市場而生產谷物通常都無利可圖。羅馬本身作為一個城市并不是一個潛在市場，因為首都的谷物供應乃由國家機構監督，而且出售谷物的價錢尚不足以抵償從內陸地區運到羅馬的交通運費。更進一步講，奴隸勞動并不適合種植谷物，這尤其因為羅馬的耕種技術需要非常仔細的勞動從而高度依賴于勞動者對此的興趣。由于這些因素，羅馬谷物種植的一般方式都是至少部分地將土地以小塊方式出租給所謂“拓殖農”，即那些已經失去自己田地的原自耕農的子孫。從一開始，這些拓殖農就不是獨立的佃農、亦即他們管理的并不是他們自己的事務，而是由地主提供種子與工具，而且由地主的管事監督收割。此外，也是從—開始起，拓殖農就不得不經常為地主提供勞役，農忙時尤其如此�？傊�，出租土地給拓殖農被看成是一個地主得以經營其莊園的方式之一，用當時的語言來說叫作“假手拓殖農”來耕種。
但莊園經營的另一種類型則是地主直接為向市場銷售而進行的莊園生產，主要是高價產物例如橄欖油和葡萄酒，再就是蔬菜、飼料、家禽，以及奢侈品，都是專為有錢人家生產的，因為只有這些人家才會用錢來買這些東西。莊園中最好的土地都是用于這種生產的，只有剩下來的土地才租給拓殖農去種植谷物。直接經營的這部分莊園基本上是一個種植園，其勞動力乃由奴隸組成，這些奴隸被看成是其主人的家產的一部分。在羅馬共和晚期和帝國時期，大莊園經濟都是由奴隸和拓殖農這兩部分勞動者所組成。
讓我們首先來看奴隸人口。他們生活在什么樣的處境中？
只要看一眼羅馬農業手冊這類有關理想的種植園的描述、我們就能發現，奴隸乃與牲口比鄰而居，奴隸被稱為“會說話的工具”，牲口則被稱為“半會說話的工具”；在奴隸居住之處，除了宿舍之外，還包括一個診所、一個看守所，以及一個供莊園工匠之用的手工間。我想凡是服過兵役的人看到這種景象肯定都會有似曾相識之感。這就是兵營。事實上，一個奴隸的生活的確與一個士兵的生活非常相似。奴隸乃在地主的管事之監督下同吃同住在一個公房中。他們較好的衣服則由管事之妻另加專門保管，而且每個月對號檢查一次。奴隸的工作是在嚴格的軍事紀律下進行的，每天早晨他們都編成“班”并由奴隸工頭帶往工地。所有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要用非自由勞動來為市場生產，除了皮鞭從來就沒有更好的辦法。
但對我們來說，奴隸處境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因素乃在于：這些過著兵營生活的奴隸不僅沒有財產，而且沒有家庭生活。只有管事可以和他的女人同房，結合為所謂奴隸婚姻，頗類似于今日兵營中那種帶家眷的軍曹。事實上，按照農業手冊的說法，從莊園主的利益出發，莊園的管事最好是有家的人。然而，只要有家庭，那也就必然有私人財產，這兩者總是聯在一起的。因此，只要有奴隸婚姻，那就有奴隸財產。莊園管事（按農業手冊只有這些管事）因此可以有些私人財產，即所謂peculium；正如Peculium這個詞的詞根（pecu意為“牲口所表明，管事的私產最初是指管事在地主的牧場中有他自己的牲畜，就像今日德國東部大莊園中的農工一樣。
但管事以外的奴隸大眾卻沒有任何私產，恰如他們沒有—夫一妻的生活一樣。這些奴隸大眾的性生活至多是偶有性交機會，那些能生育的女奴會有些外快，有些在生了三個孩子后可以獲得自由。
沒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將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是不難想見的。人類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傳種接代，而被迫生活在兵營中的奴隸則無從再生產自身。奴隸營需要不斷補充新人手，因此也就必須不斷去購買新的奴隸。事實上，在古羅馬的農業手冊中，定期購買奴隸乃被看成是莊園的日常開銷。古代種植園之消費奴隸就像現代煉鋼需要消費煤炭一樣。因此一個能定期和大量供應人力的奴隸市場，乃是一個從事市場生產的奴隸營得以維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購買奴隸者大多吝嗇。瓦羅曾建議最好買那些犯過罪的及類似的便宜貨。其理由頗為獨特：“罪犯更機靈”�？傊�，羅馬的種植園乃依賴于一個能源源不斷供應人力的奴隸市場。但是，如果這個市場的貨源一旦中斷，那會導致什么結果呢？這將勢必影響到奴隸營本身是否還能生存，就像今天如果煤礦倒閉必將影響煉鐵廠一樣。
事實上這恰恰正是古代西方實際發生之事。我們現在馬上就來看古代西方文明發展中的這個轉折點。
如果要問羅馬強權和羅馬文明的衰落始于何日，那么每個德國人都會毫不遲疑地立即回答說，羅馬帝國的衰落始于其在條頓堡之戰中敗于德國人的祖先。盡管這聽來頗有悖史實，因為羅馬帝國乃在圖拉真時代才達其強盛顛峰，然而民間的流行觀卻也并非全無道理。條頓堡戰役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這場戰役本身，因為羅馬在此戰中的失利只不過是任何征服民族在深入不毛之地時都有可能會遭遇到的挫折。決定性的是這場戰役的結果，即羅馬皇帝提比略在此戰后決定放棄以武力征服萊茵河流域地區，而以后哈德良在撤出達契亞后又作出類似的決定，即放棄以武力征服多瑙河流域地區。這些帝國政策實際意味著羅馬帝國已停止向外擴張。古代文明的疆域所及由此已在內部并且相當大程度上在外部都已不再處于戰爭狀態，但由此奴隸市場所需的源源不斷的人力供應也就停止了。早在提比略時代這一結果似就已經初顯苗頭，即人力嚴重短缺已經開始出現。我們從文獻可知提比略曾不得不下令檢查各大莊園，因為大地主們已開始不擇手段任意劫獲人丁。
但更重要的是，要維持那種以奴隸營為基礎的生產制度已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奴隸營乃需要不斷補充，而這已不再可能。當奴隸供應停止后，奴隸營也就注定要絕跡。
首先，從晚期羅馬的農業手冊中可以看出，奴隸價格的提高導致了技術的改進，亦即奴隸開始得到更多的訓練。但在公元第二世紀的侵略戰爭之后（此時戰爭已是完全以掠奪奴隸為目的），事實上已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靠既無家庭又無財產的奴隸來維持種植園了。
為了確認和把握這一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我們只要比較一下羅馬后期種植園的狀況和加洛林時代大地產莊園的狀況就能了然。前者的狀況可從羅馬后期農業手冊中來了解，后者的狀況則可從查理曼大帝頒發的“領地管事須知”及當時修道院的有關記錄中來掌握。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時代中，奴隸都是作為農業勞動者來使用的，而且他們都沒有任何法律保護的權利，尤其是，奴隸主可以任意壓榨他們。因此，在這些方面，兩個時代并無變化。同樣，羅馬時代莊園支配的許多特點在加洛林時代也還都存在，這甚至在有些詞的詞根上都可以看出來；例如，在古代女人住所稱為gynaikeion，在加洛林時代則稱為genitium。
然而，有一點則是根本改變了：羅馬的奴隸都住在一個集體主義式的奴隸營中，而加洛林時代的奴隸則已有他自己的小茅舍，小茅舍所占之地則是他以勞役為交換而從其主人的土地中借用的。加洛林時代的奴隸實際上已是“小農”。特別是，他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財產。
簡而言之，我們可以說加洛林時代的奴隸已經與莊園相分離。這一重大變化是在羅馬后期發生的，因為那時奴隸營已無法補充奴隸。當奴隸主允許其奴隸有他們自己的家庭并進一步把奴隸變成世襲家仆時，他們實際是想確保奴隸的子孫可以繼承其父輩的位子而為莊園勞動。這一點現在已至關重要，因為勞動人手已不可能從奴隸市場上購得。事實上在加洛林時代奴隸市場已經絕跡。進而言之，如果說以往是種植主不得不投資以維持奴隸基本生活，那么現在這一負擔已經轉移給了奴隸們自身。
這一重大轉變雖然很慢但卻不可扭轉，其影響尤為深遠。它導致的是：形塑社會最底層階級的各種制度有了一個巨大的變化。這就是，社會最底層階級有了組織家庭生活的權利和擁有私人財產的權利。至于這一轉變對基督教的興起究竟有多少緊密的關聯，我在這里只能略加指出以下—點：在早期的奴隸營中，基督教不可能行之太遠，但在圣奧古斯丁的時代，則非洲的自由農民實際上已是一個地方性異端教派的狂熱支持者。
由此，奴隸在社會身份上是上升了一級而成為非自由的農奴。另—方面，原先的拓殖農在社會身份方面則是下降了一級從而成為同樣的農奴。其所以會如此乃因為這些拓殖農與其地主的關系已變得越來越緊密地與勞役相聯。最初地主的興趣主要是在從拓殖農處收取以貨幣支付的地租，但如我們前面已經指出的，拓殖農也經常必須在地主的莊園中從事勞役性的勞動。早在羅馬帝國早期，農業手冊就已經將重點放在拓殖農的勞役方面，而且當奴隸勞力的來源越來越困難時，奴隸主也就越依賴拓殖農的勞役�？得聲r代非洲的各種碑銘告訴我們，那里的拓殖農早已是農奴，因為他們對土地的使用權是以特定的勞役從地主那里換取的。由此，拓殖農的經濟身份已經發生了變化，繼之而來的則是其法律身份的變化：法律條文已正式將拓殖農定義為莊園勞動力的一部分，換言之，拓殖農已被束縛在莊園的土地上。為了說明這一條規的起源，我們必須對羅馬公共行政的性質作一簡略的討論。
在羅馬共和末期和帝國的早期，羅馬公共行政的基礎是“行政市”，恰如古代文明的經濟基礎是城市一樣。當新的地域被納入帝國版圖時，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統地編制為城市單位，并以政治依賴的程度分為各種等級。這樣，“行政市”這一行政組織遍布羅馬帝國，在各地都是最低的行政單位，其行政長官則負責為國家收稅和征兵。
然而，當社會狀況在帝國時期逐漸變化時，羅馬的這一公共行政制度開始被日益改變。大地產莊園日益成功地逃避了被并入城市體制。當帝國的人口中心日益移向內陸地域時，農業人口也就日益成為帝國兵力的主要來源。與此相應，帝國的政策開始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貴族”即大地產擁有者所左右。今天我們德國的容克土地貴族全力抵制把他們的普魯士莊園納入德國地方行政的管轄，羅馬帝國的大地產莊園主則是反過來把原是城市管轄內的莊園領地劃出“市政”管轄之外，而帝國政府對此竟然聽之任之。由此，帝國的鄉間公地開始成為與城市平行的行政單位，而在這些鄉間行政單位，地主就是地方行政首腦的當然人選，就像今天普魯士的莊園地區莊園主就是地方行政首腦一樣。羅馬帝國作為一個國家乃依賴于這些大地主并賦予他們行政權利，因為正是這些大地主為國家征收其“轄域”的租稅（他們常先行墊付當地承租人的應付稅款，然后再向這些承租人收集），也是這些大地主從其莊園領域的人口中為國家提供兵源。提供兵源由此開始被看成是國家強加在莊園上的另一個公共負擔，這一負擔相當于莊園十分之一的勞動力。
羅馬公共行政的這一系列發展，都導致拓殖農法律身份的改變，即他們在法律上就不能脫離土地。
這里應當注意的是，在羅馬帝國時代，從不存在任何法律來保障遷移自由。只要讀一下《新約）中的《路加福音》篇就可以知道．當時的慣例凡是人口普查時，任何人都可以被命令返回其原籍，這就是為什么耶酥的家庭不得不返回其伯利恒原籍的原因。然而，在鄉下，一個拓殖農的“原籍”無非是其主人的莊園領區。
事實上，在羅馬帝國，很早開始就有法律規定一個人可以被命令遷回原籍去服公共差事。假如是一個羅馬元老院的元老長期曠職不參加元老院會議，那他至多會被處以罰款，但如果是一個外省的市政議事會的議員玩忽職守的話，那他就會立即受到處罰，而且如果該議員的原籍社區提出要求的話這個議員就可能被遷回原籍。這種做法之所以且常常必要，是因為古代市政議事會議員的職務要負責收集社區的稅款，因此是一份名頭好聽的苦差。日后法紀日益衰落和混亂后，一個社區要求索回其議員的方式是以社區財產所有權的名義進行的（即議員被看成是社區擁有的財產），因此一個社區追捕其逃亡的議員常常就像一個村莊迫捕一頭從公共牛群中逃跑的牛一樣。
如果一個議員尚且可以如此處置，那么一個拓殖農就更可想而知了。一個拓殖農欠他主人的勞役無異于拓殖農的公共義務，因為主人既是莊園的主人又是地方行政首腦，所以逃避勞役的拓殖農要被遷回原地以盡其義務。這就是說，按照羅馬公共行政的規定，拓殖農之為拓殖農就需永遠待在其出生地區域，這也就是說，拓殖農在哪個莊園干活，也就服從哪個莊園的主人的支配。由此，拓殖農實際上已成為農奴，注定與其土地不能分離。
在國家與拓殖農之間現在插入了一個中間性權力，這就是地主。地主們形成了一個自成一體的權貴階級，他們不需聽命于地方和省的行政權威，而只服從皇帝本人。在羅馬帝國后期、在東哥特人治下的意大利、以及墨洛溫時代的高盧，我們都可以到這樣一個土地貴族階級。簡言之，古代西方那種較單純的社會階層劃分——自由人與非自由人——現在已演變為一種新的社會劃分，這就是“身份等級制”。一系列的變遷（這些變遷本身都相當緩慢）合成了一股發展趨勢導致這一新的社會結構，而經濟狀況則使這一新社會結構的出現變得無可避免。一句話，封建制社會已經出現于羅馬帝國后期。
這樣，在羅馬帝國后期的莊園中有兩類農民服勞役，一類是非自由的農民即奴隸，他們所服的是無限的勞役；另一類則是身份自由的農民即拓殖農或附庸農，他們要以貨幣或農產品來繳納嚴格規定的租．以后更包括一定比例的收成，以及雖非常年但卻相當經常的特定勞役。一旦我們抓住了這些現象來分析，那么再清楚不過，羅馬帝國后期的大地產莊園已經具有中世紀莊園的一切特點。
一旦古代莊園在羅馬后期演變為這種依賴農民服勞役的形態，莊園就已不可能維持為市場而生產，尤其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奴隸營那種紀律嚴厲的奴隸勞動乃為古代西方市場生產不可或缺的條件。一旦奴隸營讓位于小農舍，為市場的生產就立即絕跡，這在內地就更是如此，那張覆蓋在古代西方自然經濟之上的商業薄網終于被磨爛拉斷。這種狀況在羅馬最后一位農業作家帕拉第烏斯的作品中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建議地主們應當做到以莊園自己的勞動力來供應莊園的一切需求，從而使任何購買都不需要。誠然，從很早起，紡紗、織布、磨面、烘烤之類的事歷來都是由莊園中的婦女干的，但現在，提供勞役的工匠們又包下了莊園的其他需求，例如鐵匠活、裝修活、石匠活、木匠活，等等。終于，莊園完全自給自足了，其結果則是城市中那一小群主要靠工資或膳食為生的自由工匠們更加不為社會所重。在經濟上占據支配地位的土地權貴們已經完全自給自足了。
大莊園由此變成了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莊園即oikos，其主要經濟職能已越來越變成以它內部的勞動分工來滿足自己的一切需求。這就是說，大莊園與城市市場脫離了任何關系，絕大多數中、小市鎮由此失去了其經濟基礎，亦即失去了與其內陸地區交換勞動和產品的基礎。古代城市由此沒落，這在帝國后期的法律文獻中即已可以看出：皇帝們三令五申嚴禁城市人口外流，尤其譴責地主們不惜拆除在城市中的住宅而把木料和家具全都搬到鄉下去。
城市的沒落進一步由于國家的財政政策而加劇，因為國家同樣日益依賴于這自然經濟基礎來滿足其不斷增長的需要。國庫之經營變得像自足莊園之經營一樣，也是以盡可能少從市場上購買而盡可能多靠自己生產為原則。其結果則是阻礙了貨幣的流通。古代投機的最主要方式即包稅被取締，征稅之事開始由國家自己掌握。在運輸公糧方面一種更理性的方式被采納，即對負責運輸的船主酬以土地。各種有利可圖的貿易開始為國家所壟斷，礦產開發亦為國家接管，大大充實了國庫。所有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子民的，但其結果則是不利于私人資本的積累，并有礙于形成一個相當于現代資產階級那樣的階級。這樣一種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財政體制之所以會穩步發展，乃因為羅馬帝國已不再是—個以寄生于農村地區的諸城市所組成的聯合體，其經濟活動業已不再是以沿海地區和海上貿易為中心，相反，帝國現在已是一個統一國家，致力于政治整合以將那些經濟上極端落后的廣大內陸地區納入帝國的組織。這種努力的結果就是國家開支急速增加而不可能靠貨幣收入來維持，因為交換經濟如前所述乃極端脆弱。由此，國家財政依賴于自然經濟之增長乃成必然之勢。
早先各省都以實物而且主要是谷物來向國家交納稅捐，這些繳納的谷物即是國家公共糧倉的存糧。在帝國時代，制造品也成了納稅的實物，但其交付時則需城市的工匠來估價，為此目的工匠們常被動員加入義務性的行會。國家對各種制造品的需求由此亦日益依賴于這種來源而無須依賴市場或公共承包。與此同時窮苦的自由工匠則被迫在實際上變成了世襲的行會奴工。
國庫既然以實物為稅收來源，亦以實物為其支出方式。帝國正是想以這種方式來維持其最低的兩項開支：官僚與軍隊。但正是在這里，自然經濟暴露了其局限。
一個面積廣大的大陸國家要想長治久安必須有一個付薪的官僚階層，而這樣一種要付薪的官僚階層恰是古代城邦聞所未聞之事。自戴克里先（公元285—305羅馬皇帝）建朝起，羅馬國家的官吏多以實物為收入就像今日梅克倫堡莊園的長工一樣，只不過數量多一點：幾千蒲式耳的谷物，數目相當的牛羊，一定數額的鹽、油及日常用品，都由帝國的倉庫供給。作為對實物供應的補充，官吏們也有一點現金收入，但數目是極小的。
然而，不管羅馬是如何傾向于以實物支付，要維持一個強有力的等級官僚階層仍需相當可觀的貨幣支出。但更耗費帝國貨幣供應的其實倒還不在于維持一個官僚階層，而在于要維持一支軍隊。
一個有鄰國為敵的大陸國家必須有一支常備軍。羅馬古代的軍隊是從公民中召集的，這些公民都有自己的田產并自備武裝，但到了羅馬共和后期，軍隊已由國家提供裝備而且是從無產業者中征募，凱撒的軍隊就是如此組成的。到了帝國時期，常備軍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事實上都已是一個職業團體。但要維持一支職業軍隊，兩件事缺一不可：人和錢。正因為如此，在近世開明專制時代，正是征兵的需要使得崇尚重商主義的君主們例如腓特烈二世和特蕾西亞女王要抑制大規模農業企業并禁止圈并公共土地。這些政策并非出于對農民的人道主義考慮，更非保護個體農民的權利，真正的理由毋寧如腓特烈威廉—世所言，他的兵源乃來自“過剩的農家子弟”。但這就意味著，人口必須有過剩，也因此圈并農民的土地必須禁止，因為這將導致農家人口減少和農村地區人口遞減，從而使征兵更困難。
出于完全相似的理由，羅馬皇帝們同樣干預那些影響到拓殖農處境的安排，例如禁止任何增加他們負擔的措施。但在其他許多方面，近世歐洲重商主義君主們所采取的措施只怕就是羅馬聞所未聞的了。特別是，重商主義君主們都大力扶植大規模制造業以容納更多人口并使貨幣流入鄉間。腓特烈大帝由此詔令逮捕離開鄉間的工人和制造業主就像他詔令逮捕逃兵一般。這樣的政策不可能為羅馬的皇帝們所摹仿，因為以自由勞動為市場生產大規模工業產品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于羅馬帝國。
在羅馬帝國實際發生的過程是，當商業和城市沒落，整個社會倒退回自然經濟時，農村地區更越來越難以籌到足夠的貨幣數量來滿足稅政所需。在商業和城市沒落的同時，由于奴隸市場的倒閉，鄉間勞工分外短缺，因此國家從拓殖農中征兵對莊園生產而言已成最大負擔，莊園主們紛紛設法幫他們的農民逃避征兵。逃避征兵的人由此從已破落的城市逃到鄉下，寧做農奴以求安全，因為大地主們急需勞工而愿意匿藏逃兵。羅馬帝國后期的皇帝們之全力阻止城市人逃到鄉下去，恰如后期霍亨斯陶芬王朝之全力阻止鄉下農奴逃進城市一般。
帝國軍隊的兵力來源由此變得越來越困難，其后果很快就表現出來。從韋斯巴辛時代起，意大利地區已免除征兵義務；而自哈德良時代起，帝國軍隊的單位已不再是混編組成，而是每一單位盡可能從其駐扎地征募新兵，以節省貨幣之用，此實為帝國瓦解的最初征兆。更有甚者，如果我們從連續幾百年的軍人退伍證明書來觀察士兵的出生地，那我們立即會發現，越來越多的士兵都是“兵營子弟”，在帝國時期，這種士兵來源在士兵總數中的比例從最初只占百分之幾上升到占一半左右。換言之，羅馬的軍隊也已自我繁殖。恰如以往那種沒有妻室住在奴隸營中的奴隸已讓位于有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農一樣，一向住在兵營中的獨身士兵現在至少部分地也成了帶家眷的士兵，這些士兵事實上已成為世襲的職業雇傭兵。
與此相似，羅馬帝國日后日益從野蠻民族中征募兵源，其目的主要就在于節省農村地區特別是大莊園的勞動力。這些野蠻民族為羅馬巡守邊界，而羅馬則以贈與土地作為酬報，這自然是最地道的自然經濟的傳統交易方式，同時還可注意的是，在這里我們已看到“采邑”之雛形。這種土地轉讓方式變得日益流行。
這種發展的結果就是，對帝國命運舉足輕重的軍隊變成了一幫野蠻人，而與羅馬本土的紐帶日益疏遠。因此當羅馬境外的野蠻部落最終勝利侵入帝國境內時，對羅馬外省的居民而言似乎只不過是換了一支部隊駐防而已，而且事實上，羅馬的駐防制度也確實為野蠻人所繼續沿用。在高盧，入侵的野蠻人并沒有被恐怖地看成是征服者，許多人反而歡迎他們，認為他們是把自己從羅馬的壓迫統治下解放了出來的解放者，這當然不難理解。
日益衰敗中的羅馬帝國所面臨的困難并非只是無法從羅馬本民族中征兵。當帝國越來越退化為自然經濟時，貨幣稅對所有人都成為日益沉重的負擔。但同時，貨幣卻又為維持一支雇傭軍所必須。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施政的目標日益集中在千方百計搜刮一切貨幣，但在另一方面又再清楚不過，那些大莊園主正因為現在都只為自己莊園之需要而生產，哪里有足夠的貨幣來納稅！誠然，我們或可認為，這問題本不難解決，因為皇帝只要對莊園主們這樣說：“既然你們沒錢交稅，那你們就應該讓自己的拓殖農為你們準備武器，套上你們自己的馬，和我一起來保衛國家�！边@對莊園主們自然不是難事。但是，若如此，那就意味著封建軍隊之創生；若如此，那就意味著中世紀已開始！
實際上，羅馬帝國后期各種發展的趨勢之自然結果正是走向這種封建社會結構和封建軍隊體制。在野蠻民族入侵后，這一趨勢曾被短暫打斷，因為入侵的日耳曼武裝農民一度為瓜分土地而爭戰不休。但很快原先的趨勢就恢復了勢頭，到喀嚕琳時代，一個封建制社會已然成型。
一支封建軍隊可以攻克一個公國，也能防衛一段邊界，但從沒有任何封建軍隊能夠維持一個偉大帝國的統一或在綿延數百里的邊界擋住掠奪者的入侵，這就是為什么羅馬帝國不可能采取封建軍隊體制的原因，盡管這種封建軍隊制本更適合其自然經濟體制。由此，為了維持帝國，戴克里先不得不力圖以統一的貨幣稅為基礎來重組公共財政，而為此目的城市就必須成為國家行政體制的基層單位。然則羅馬大多數城市的經濟基礎此時早已枯竭，它們的主要功能已經只是用錢養國家官僚而已，而在這些城市之周遭，所有的土地都已納入了一個由領主莊園所組成的網絡。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羅馬帝國的瓦解乃是基本經濟結構發展的必然政治結果，這就是商業的逐漸消失和物物交換經濟之擴展。就其實質而言，帝國的瓦解只不過意味著，帝國之貨幣化的行政體制和政治上層建筑消失了，因為它們不再適應一個自然經濟的下層建筑。
西方日后政治統一之重建，正是以這種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的制度為基礎，這就是查理曼大帝所完成的事業。戴克里先未能完成之事業五百年后終于由查理曼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所完成。任何人只要讀一下查理曼對其領地管事的訓令就可一眼看出查理曼帝國是如何以自然經濟為全部基礎。這些訓令，即著名的“領地管事須知”，以其對家務管理的面面俱到而又娓娓道來而聞名，真使我們不能不想起腓特烈威廉一世的那些敕令。例如，在“領地管事須知”中，王后的角色乃與國王并立，因為作為王室的女主人，王后就是國王的財政部長。這實在沒有什么可驚訝的，因為查理曼的財政事務主要就是備齊國王的餐桌并保證王室一家豐衣足食。王室的收入和支出也就是國家的收入和支出。因此管事們之“須知”無非就是要知道朝廷所需：面、肉、布，還有那不知為何數量特大的肥皂，總而言之，都是關于國王的需要、國王的親信的需要或國王的仆人的需要，諸如馬和戰車之類。
在查理曼的“領地管事須知”中無影無蹤的是什么呢？這就是常備軍和支薪官吏，也因此，羅馬帝國的稅，事實上稅的概念都已經消失。國王以他自己的餐桌供養他的官吏或把自己的土地給他們一部分。軍隊則由那些自己提供裝備的人組成，基本上變成了一支騎兵部隊，亦即軍事已成為領主兼騎士們的事務。
跨地區的商業已全然絕跡；以往連接各個自足經濟單位的商業紐帶已經切斷，貿易已退化到只有小販的水準而且都是異鄉人即希臘人與猶太人之事。更根本的是，城市本身已經消失。說來或許難以相信，加洛林時代的行政法詞匯中根本都沒有城市這個詞。文明的中心乃是領主莊園，因為正是這些莊園養活了修道院。莊園領主們就是政治領袖，最大的領主就是國王——一個終其一生一個大字不識的鄉巴佬。國王在鄉村各地有其城堡，但決無他自己的首府，作為君王他靠周游各地來維持供養，周游得遠比現代君王多。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得從一個城堡吃到另一個城堡，這樣儲藏在那里的東西就不會壞。
一句話，西歐文明已經全盤農村化。古代西方世界的發展走完了整整一個輪回。
回首加洛林時代，我們不免感到古典西方的文化成就已全盤喪失。正如商業和古代城市的大理石雕塑都已消失一樣，古代城市所有的知性成就和價值似乎都已沉入黑暗之中：古人的藝術、文學、科學以及他們的商法。與此同時，在地主和領主們的莊園上，中古的民謠則還遠未誕生。
面對這樣一種景象，誰不感到悲從心來？一個偉大的文明眼看就要達其至善至美的境地，卻因物質基礎的喪失而枯萎！然而，這一浩瀚的歷史過程究竟意味著什么？
我們所看到的事實上是社會結構的一種根本轉型，這一轉型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須被理解成一個極大重修元氣的過程。因為大批非自由民眾重新獲得了家庭生活和私人財產，他們從“會說話的工具”的身份恢復到了屬人的身份，基督教的興起賦予他們的家庭生活以道德保障，甚至羅馬帝國后期保護農民權利的法律也前所未有地承認了非自由家庭享有同等權利。
誠然，與此同時一部分原先的自由人降到了準農奴的地位，而古典西方的貴族文明則已野蠻化。尤其是，自然經濟現在已成主導。這種自然經濟雖然歷來就是古典文明的下層建筑，但非自由奴隸勞動的擴展曾一度使其處以從屬地位，盡管奴隸創造的財富越多奴隸的數量也越增。然而，當帝國的政治中心從沿海地區轉移到內陸，當奴隸供養枯竭，自然經濟終于迫使古典西方一度商業化的上層建筑轉向封建制度。
這樣，古典西方文明大廈的整個建構被動搖而最后崩坍，西歐的知性生活亦陷入漫長的黑夜之中。但這種沉淪或可比為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安泰俄斯，每次他只要被擊倒在地就能從大地母親那里獲取新的力量。毫無疑問，如果某位古希臘羅馬作家從中世紀修道院收藏的羊皮手稿中突然醒來而環顧加洛林時代的世界，他一定會大惑不解，鄉間修道院持有的糞土氣息更會把他熏得昏過去。但不消說沒有一個古希臘羅馬作家會出現在加洛林時代。像整個古典文明一樣，他們已進入長期的冬眠狀態，被埋在一個已再度農村化的經濟之下。即使當封建社會開始出現抒情民謠和騎士比武之時，古典仍未蘇醒。只有當中世紀城市發展出了自由勞動分工和商業交換時，只有當向自然經濟的漫長過渡終于使市民自由的發展成為可能時，只有當封建時代加諸于人的內外枷鎖都被打破時，只有這時，古典巨人才能像那安泰俄斯一樣重獲新的力量，古典西方的文化傳統才以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再獲新生。
本文選自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三聯書店1997年12月版，第19—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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